岁序更替，华章新日。
2026年1月13日至16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25年度工作总结会在贵阳成功举办。会议精心策划了“考古调查专题培训”“年终总结暨计划会”与“业务交流会”三大板块，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研究员（二级）应邀出席并作主旨演讲，对重点项目进行了精彩点评。省文旅厅党组成员、省文物事业发展中心张勇主任莅临会议，充分肯定了省考古所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绩，并对未来工作提出了要求。
15日上午，在简洁的开幕式后，与会者共同聆听了两场重磅学术报告。当日下午至16日的所内业务交流会上，共有18位同仁汇报了过去一年的工作，这既是我所近期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的全面梳理与集中展示，更是大家相互学习、交流思想、凝聚共识的重要平台。以下为业务汇报内容第二部分。
资料信息中心胡昌国副研究馆员汇报了湖潮乡唐宋墓的发掘与收获。2025年2-3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潮乡基建项目中清理唐宋至明代墓葬104座。其中唐代及唐以前墓葬3座，宋代墓葬97座，明代墓葬4座，出土铜、铁、漆、钱币等随葬遗物200余件、料珠1700余颗。唐代墓葬为石室墓，宋代墓葬为土坑墓，葬式为仰身直肢葬。这批墓葬处于马场镇附近，但是其随葬器物同大松山等墓葬有极大不同，应该是贵州“大杂居，小聚居”民族交融格局下不同的民族墓葬，在之后的《百苗图汇考》等古籍中也全无记载。它的发现和发掘，对于我们研究贵州古代民族，具有重大意义。
研究二室韦松恒副研究馆员作了题为贵州宋元明地券研究的汇报。该报告以贵州出土的42件宋元明时期的地券为研究对象，从形态、类型学、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在梳理地券的形态之后，韦松恒副研究馆员根据券面装饰、券文内容差异将这批地券分为三大型、九亚型，并结合地券的分布情况以及地券纪年信息进行初步分区与分期研究。贵州地区宋元明地券蕴含了道教、堪舆风水元素，同时体现了宋元明时期贵州流行夫妻合葬、建造生墓等习俗。报告最后指出对于这批地券的认识仍显不够，诸多问题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研究三室高玄助理馆员汇报了以普安为例的明代卫所屯堡空间特征研究。普安卫位于滇、桂、黔三省交界之处，是贵阳以西“上六卫”中距云南最近、驻军规模最大、防区最广的一卫，具有突出的战略要冲地位。明代沿滇黔古驿路布设的军事城镇，构成了普安地区城乡聚落体系发展的基础。对该区域卫所屯堡的空间特征开展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当地聚落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变过程。报告以普安地区的卫城、千户所城及屯堡遗存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考证、田野调查、建筑测绘、GIS空间分析及三维建模等方法，系统归纳该地区卫所屯堡的空间形态特征，并剖析其形成机制，最终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策略。
资料信息中心余鑫助理馆员汇报了生物考古学视野下的儿童遗骸研究。介绍了儿童生物考古学的主要理论与方法，以及在薛庄墓地出土儿童遗骸研究中的应用。生物文化方法、生命历程分析、生活史理论及健康与疾病起源假说等理论，共同构建了从骨骼痕迹解读儿童生命史与适应策略的分析框架。这些理论强调，儿童被视作生物和文化意义上的综合体，其骨骼记录着营养、疾病、劳动乃至代际传递的压力经验。山西薛庄墓地战国时期的儿童遗骸研究显示，在性别鉴定方面，采用不同鉴定标准得到的结果差异显著。年龄分析则发现，特定生命阶段的儿童生存风险较高，且四岁以下婴幼儿基本未进入该墓地。在健康状况方面，多数薛庄儿童表现出系统的生长发育障碍。非特异性压力标志物反映出长期高程度的营养与疾病压力。研究启示我们，未来亟需推进区域性人骨数据库的建设，并通过跨学科合作优化鉴定模型。在田野工作中，应更加重视人骨骼的科学提取与现场记录。
研究一室黎高波助理馆员以峡江地区出土汉代铁器的科学分析及相关问题为题作汇报。该报告利用金相显微镜、SEM-EDS对峡江地区部分遗址出土铁器的金相进行分析，发现有生铁和含夹杂物的熟铁/钢制品。其中生铁包括白口铁、灰口铁、麻口铁等，生铁退火制品里面包括可锻铸铁、脱碳铸铁和铸铁脱碳等，利用NRC比值分析法对对其中的25件熟铁/钢的夹杂物进行分析，同时利用Dillmann等学者提出的方法对铁器夹杂物进行处理，判断铁器背后的制作工艺。
资料信息中心余冰娇助理馆员汇报了一批三门峡玻璃器分析与蜻蜓眼工艺材料研究。该报告通过XRF测定了一批战国和唐代的三门峡玻璃器的化学成分，结果表明战国主要采用铅钡助熔，而唐代以高含量铅和钾钙进行助熔，基本符合学者对于中国出土古玻璃化学成分的分段。另外，余冰娇助理馆员采用XRD、CT、SEM-EDS、显微观察、红外光谱等多种分析手段，剖析了其中一颗战国时期蜻蜓眼的制造工艺，由此发现了战国时期玻璃新的着色机制以及在唐宋更为流行的钾铅助熔现象。表明战国时期的工匠对助熔剂的性质具有高度发达的认知，能够有效地修改和试验不同的助熔剂配方以适应生产需求。值得注意的是，这颗蜻蜓眼可能使用了有机物进行汉紫的粘接。尽管该样品外观似釉陶蜻蜓眼，但工艺技术分析表明，它实际是采用极为成熟的玻璃制造工艺。这颗蜻蜓眼的工艺研究为理解战国的玻璃加工技艺提供了重要见解，从而为了解中国古代玻璃的发展过程以及汉紫的使用历史提供了新的证据。
感想之一：贵州史前洞穴遗址的发掘研究有重要收获。普定穿洞遗址的年代可推至距今6万至7万年，准确的年代和分期，为综合人类化石、遗产学信息、工具这三要素认识贵州地区现代人的演进提供了重要信息。
感想之二：贵州西北部和东北部青铜时代考古又有了重要发现。以威宁中水为中心的遗址群的发现过去弥补了西南青铜文化体系的缺环。黔西北以赫地坪子遗址为代表的新发现扩展并深化了鸡公山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黔东北以铜仁方田坝遗址为代表的新发现则为认识商代前后四川盆地与两湖西部文化在这一带的交互作用提供了启迪。
感想之三：贵州汉晋考古又有重要收获。安顺宁谷遗址是可能的汉代牂柯郡郡治所在地，赫章可乐粮管所遗址则确认为汉阳县城，两座城址规模都不大，但以城址为中心的同时期墓葬则沿着山谷分布相当广，与平原地区的汉代城址的结构有所不同，有助于认识汉代城址及郊区的关系，并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比如宁谷衙门坡山城或许是在汉末西南地区动乱背景下营建的，可乐城址的持续发掘可为认识汉代县级官衙布局提供重要信息。
感想之四：贵州中部魏晋至唐宋考古再添新材料。继贵安大松山墓群的发掘后，湖潮新发现的唐宋墓葬材料，不仅有助于认识贵州中部地区从汉晋到宋代文化的延续和转化，湖潮乡和大松山同地域同时期墓葬随葬品的差异，还为认识该区域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族群或社群提供了线索。
感想之五：贵州文物考古研究所重视明清考古。从过去贵州考古所对播州城址和墓葬的考古工作，到这两天汇报的屯堡考古、宋明地卷研究和明代卫所空间的研究，都说明了这点。过去学界对明清考古不太重视，虽然近年来有所改变，但全国范围内各地方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够。贵州历史研究，离不开土司研究，土司制度明代最盛，贵州省考古所在这方面的工作，推进了地方历史和明清考古研究。
感想之六：贵州省文物考古所在科技考古和专门考古方面已有人才储备和成果积累，未来发展令人期待。去年就获悉贵州已开展朱砂考古，昨天又听了万山司遗址的考古报告，贵州在丹砂矿冶考古这个专门领域大有可为。另一方面，今天听了三个科技考古的报告，虽然研究的对象不是贵州，但年轻研究者的加入，对未来自然科学在贵州考古中的应用，一定会有大的促进作用。
李飞所长则用四个“更”总结了历时四天的年终总结暨业务交流会。视野更宽广：时代上，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延至宋元明清，上下数万年；地域上，以贵州为中心，又不囿于贵州，认识贵州必须了解周边及中原的发现；内容上，既有调查与发掘成果的汇报，又有研究成果的分享，描述与阐释相融。手段更多元：田野工作中多学科协同已深入人心并努力践行，在史前洞穴遗址的发掘中反映得尤为突出；历史时期的考古工作与文献的结合，展现了较好的文献功底；特别是冶金考古、分子考古等方面人员的加入，逐步构建起一支科技考古队伍，在未来的工作中，科技考古人员要和田野考古人员协同作战，不能各说各话。认识更立体：随着视野的拓展和多学科手段的运用，我们的认识愈发立体深刻，结论也更坚实；田野发掘与现场保护、展示利用相统一的理念逐步树立；从一件器物到一类器物的研究，到一个遗址及其与周边墓地关系的深入观察，再到一个流域的系统梳理，从微观到宏观，透物见人见社会。未来更可期：这次汇报的主力军是年轻的同事，洋溢着青春与激情，展现了考古所的精气神，考古所的未来有无限可能；这次年终总结暨业务交流会，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模式，那就是邀请知名学者坐镇，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这将成为传统；这次会议，不仅总结了过去一年的成绩，还规划了未来一年乃至五年的工作，蓝图已经绘就，全所职工从此刻起就需撸起袖子加油干，共创贵州考古美好的未来。
文字：陈雨函、余冰娇（根据汇报人汇报内容及孙华教授、李飞所长发言整理）
摄影：黄昆明
一审：彭 万
二审：张合荣
三审：李 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