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此机会，我首先向北京大学社会工作教育百年华诞致以最热烈的祝贺。百年确实不容易。在这一百年的历程中，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经历过起伏与波折，但北京大学始终是社会工作教育的一面旗帜。谈到“学派”，我也想顺势说一句：北大的意义不应止于某一个“派”，它更像一种旗帜性的学术传统与教育传统，在不同历史阶段持续影响着社会工作教育与专业发展的方向。
下面进入我的发言。我今天想集中谈“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社会工作归根到底需要人去做，没有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稳定发展、并且真正具有专业能力与职业身份的社会工作者队伍，社会工作的发展就缺少核心支撑。也正因为如此，我想借此机会，围绕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做一个历史回顾、现状分析与未来前瞻的综合讨论。我之所以采用这三个维度，是因为队伍建设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与体制变迁、知识体系、职业制度与社会需求的变化密切相关。
从宏观背景看，一个基本事实是：党和国家对社会工作的重视程度正在持续提升。总书记对社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并在不同场合作出强调；中央重要文件也多次提出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等改革举措。在新的发展阶段，社会工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位置愈发清晰，也愈发关键。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不仅是专业领域“内部的事”，更是服务党和国家大局、服务人民福祉、服务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工程。
回到历史演进的视角，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实际上也有大量“做社会工作事情的人”。他们可能被称为群众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者，或者散布在各类企事业单位、基层组织、农村集体组织的工作体系之中。他们服务群众、回应困难、处理矛盾、维持秩序，积累了很多经验。但这些经验具有明显的“非专业”与“碎片化”特征：有经验而缺理论，分散在各个领域且缺少统一职业体系，也缺少系统化的专业教育、方法训练与评价机制。尤其遗憾的是，这些经验没有充分转化为理论成果、课程内容和教材体系，因而难以有效沉淀与传承。后来我们为什么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引入外部成熟知识体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我们自身没有完成把本土经验系统化、理论化的工作。
改革开放以后，专业社会工作的建立，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变迁提出的新需求密切相关。过去那套依托单位与集体组织的传统工作体系，在社会转型中出现了承接不足，社会层面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社会工作者队伍”。我们当时确定了“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者”的发展目标，并采取了教育先导的发展模式，即先通过专业教育培养人。教育先导在当时是必要路径，但也立刻带来一个根本挑战：教什么、怎么教、依据什么知识体系来教。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大量引入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并在随后长期推进“本土化”的努力，试图把外来知识与本土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使其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与治理需求。
特别是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进入明显加速期。高校社会工作学科体系不断发展，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评价考试持续推进，社会工作实践也在各类场域中不断扩展。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一个最大的成就：建立起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体系，形成了社会工作高等教育体系与职业水平评价考试体系，培养了一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并在社区与机构实践中逐步形成服务网络与岗位形态。
但是，在肯定成就的同时，我也必须指出当前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我认为最核心的矛盾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人才培养与人才使用存在脱节，社会工作教育体系与实践体系结合不够。这个脱节表现在多个层面。第一，高校培养的中高端人才缺乏与其能力与层次相匹配的岗位体系。我们培养了本科、硕士乃至博士，但岗位设置、职业授权、晋升通道与薪酬激励并没有同步建立，结果是“教育走得快，实践承接慢”，人才被低配使用，专业优势难以释放。第二，实习与课程之间存在适配度不足的问题。学生在学校学习的方法与规范，进入机构或基层场域实习后，往往发现工作逻辑、服务流程、督导体系与课堂训练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难以对接，导致“学用断裂”从实习阶段就开始出现。第三，社区岗位对社工专业学生的吸引力不足，而非专业从业者流动性较大，造成社区层面的专业积累难以持续。社区每年招人不少，门槛也在提高，但社工专业背景的人未必愿意进入，而一些非社工背景人员可能把社区岗位视为过渡性选择，周期性流动带来服务连续性与专业化水平提升的困难。
更深一层的问题还在体制机制与知识体系。总体来看，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仍不够健全，职业发展与专业发展不够；教育领域的人才培养目标仍需进一步清晰，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也不够完整，本土化仍处在推进过程中，产学研结合也不够紧密。这些问题的综合结果是：高校社工专业招生面临一定困难，毕业生专业能力优势发挥不够充分，职业水平评价考试的成绩对职业表现的影响也不够充分。换句话说，考试常常能够激励人去“考”，但未必足以保障人去“按专业方式做”，更未必能形成组织层面对专业规范的刚性要求。
同时，我还想强调一个带有基础性的问题：社会工作“到底是什么”，以及“包括哪些领域”，在新的发展阶段亟需更清晰的政策指引。2011年曾有多部门文件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领域作出界定，但十多年过去，社会工作的外延、场域、任务形态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今天我们在公共话语里常常出现“大社工、小社工、党的社工”等不同表述，边界不清会直接影响教育培养的聚焦、岗位体系的设置、专业标准的形成与社会认同的建立。因此，我认为在新的阶段，需要对社会工作内涵与主要领域作出更符合现实的新界定，教育与培训体系也应据此更有针对性地对接国家需求与治理任务。
面向未来，我倾向于用两大目标来概括新发展阶段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的基本方向：服务于人、服务于社会。二者并不矛盾，而是互构的。服务于人就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社会也就是服务于人。人的安定与发展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又为个体福祉提供结构性保障。基于这两大目标，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社会工作专业领域的分化与能力结构：有些领域更偏向直接服务于人，帮助特定群体应对困境、改善生活；有些领域更偏向社会治理，着重于关系协调、秩序维护与治理机制运行；还有不少领域同时兼具服务于人与服务于社会的双重任务。关键不在于把二者割裂，而在于把“目标”与“领域”对应起来，以此反过来指导人才培养规格、岗位设置与专业能力评价。
在此基础上，下一阶段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我认为应当把握一个总体思路：完善统一的职业体系，坚持专业化发展方向，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并以高质量教育为关键支撑。职业体系方面，社会工作者队伍应当被视作一个统一的职业群体，只是分布在不同领域承担不同任务，应该形成基本一致的职业身份、专业伦理与能力底线要求。专业化方面，要通过制度化的岗位要求、服务规范、督导机制与持续教育，把专业训练真正转化为专业实践。体制机制方面，需要完善组织、设置岗位、稳定发展，并对既有运行机制进行必要反思与优化，推动社会工作真正成为可持续、可积累、可发展、可被社会认可的职业路径。教育方面，要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加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高教师实务能力，优化产学研协同，使教育更紧密对接实际工作场域的规范与能力需求。职业水平评价考试也需要进一步优化，使考试内容与实务规范和能力要求更紧密挂钩，并加强考前与考后的能力培训，尤其是考后的持续专业发展机制，使评价体系更有效地支撑专业实践的提升。
总之，我认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已取得重要成就，但仍处在从“体系初成”走向“高质量制度化”的关键阶段。未来的建设需要更加明确的领域界定、更健全的职业体系、更有效的教育实践衔接、更有力的专业化制度保障，使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真正能够在服务人民、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其应有作用。我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