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首市救济淮海战灾募捐工作的报告
(1949年4月)
一、工作处境
(一)、临近战区仅三四百里，灾情易为市民了解，群众虽无高度政治觉悟，但“行好”、“积德”，可怜之心皆有，如杨秀芝(商人)因母亲病重亲来市府送捐肆千元，以求破财免灾；再加上干部、学生在同情灾胞的思想指导下，工作积极起劲，这是有利的一面。
(二)、时处年关征营税，征田赋、地皮租、房租，要钱的事凑在一起，各商户结帐还欠银根紧，现款周转不灵，年底年初各商行人员多离界回乡，时间限制着必须在腊月二十到二十八完成任务；干部不够，总务股根本未能抽空来负实际责任，群众认识不足，有的怕捐多了评营业税时比人家较大，有的到同行中去说：“你拿多了，我们不好拿了，少拿点。”甚至有个别街，募捐组人员都不肯捐，还去劝人，这些都是不利的一面。
二、工作概况
(一)组织力量与工作部署过程
1、经市委拟出工作计划，于1月16日晚召开全市干部大会进行动员，号召大家出力干，提出了各部门参加“市救总会”的代表名单。次日召开市总委员及各区长联席会议，商讨工作步骤，进行分工领导。市委、学校、工会代表负责宣传，市府、公安代表负责组织，工商联代表负责总务。2、分会是以河下、工会、学校、各区为单位组成，其成员多为领导上提名，大会通过者。在各单位大会都进行救灾动员，说明灾情、灾胞与我们的关系，号召慷慨救助。此外尚抽调中小学学生20余名，帮助区里工作。
3、分会以下的工作大致分下列几种方式：1.学校是把任务向全体员生提出后，由学生出发劝募。少数区街未开全街大会，由少数人决定的募捐组直接上街逐户劝募，这是由募捐组进行的个别劝募方式。2.多数街用全街大会，找积极分子带头报捐，然后募捐组再逐户劝募，各机关与宗教团体则开全体大会，当场报捐完毕，这些都是集体募捐方式。3.工会是按会员摊派的平均负担，会员思想尚未完全觉通，也不是多数会员的决议，这是从上到下的派款方式。
4事务所在牲口市上规定每头牲口附加200-400元的救灾捐，这是附加税的方式。
(二)宣传工作
1、宣传工作的参加者多为小学教师与学生，民教馆同志主要负责文字，化妆宣传，有花棍、小调、秧歌等在街头宣传救灾意义；有标语、图画张贴各街，为数不多，尚不够轰动；还有及时报导捐款最高记录，学生打着锣鼓穿街游巷，扩大影响。黑板报的指导也还及时。
2、在各级大小会议上，都挂着“灾情报告”、“我们的安乐从何而来的”、“众人帮一人不费力”等宣传标语，使群众认识互助互济是好事。所以有人把新年做大衫子的钱也拿出来了(义泰行杨先生)，还有太平路汪老婆说：“我出两块钱，不撕裹足布了”。很多人说：“这是行好，救命的钱，应该多拿”。
3、在宣传上，针对当前群众思想水平，提出打破其顾虑的口号，各群众不懂得社会救济是自己的义务，我们提出“救灾是救命，强似吃斋念佛”。群众都反映“这是行好的事”。再如群众怕救灾款出了还和国民党时代一样，落不到灾民手里去，我们就提出“帐目公开，贪污者严惩”。群众又反映“八路军来了年把，没派款，这是为灾民的，一定会到灾民手里”。
(三)、经济手续
1、收款由各街劝募组负责，当时发给收据，汇总交还后，各街出榜公告(有些偏僻街未能执行)。
2、收据存根交各分会逐一核对，造成表格，纠正差误。
3、款子由分会汇总交付银行，正值收回友邻币之际，所以破烂冀钞甚多，这一整理工作是超过了以前整个工作进程，故至今尚未被银行收清。
三、优缺点
(一)、干部卖力，深入各街——凡参与这一工作的干部都是竭力奔走，街干捧着本子，拿着钱袋，挨家劝，帮忙工作的界中同学紧追在街长腚后不放的催促；区干有重点的从这街串到那街帮助与劝说；市总的干部也深人到街户检查督促，各街情况能及时了解。
(二)抓紧时机，抢取时间——干部都下了年内完成的决心，布置工作阶段大小会议紧紧衔接。如二区区长24日上午就参加了四、五道街的会议，两天把全区各街会议开完，四天就收完捐款。三区连夜召开区救分会，在完成任务以前，干部的心弦一直是紧张的担心着能完成吗？
(三)、抓住重点配备力量——市总把注意力集中在任务重、干部少的各区分会，并抽出学生20多人，分往二、三区。区干也多集中在阻力较大街道，把学生分到次要街道。募好一个大商人，就比上几十个小商人，几百个工人贫民。
(四)抓住稍正派而想出头的人物帮助号召——例如三区最高记录就在区救分会正副主任的街上，张季舟带头报名，并逢人劝说；二区的周捷三先找几个人捐了5万元，还劝着别人行好的，多拿几个。一区福大经理捐出2万元，还招待劝募组吃饭，鼓励说：“你们辛苦了”。这些都起了相当作用。
(五)忽视事务工作准备——事先未组织写字的人，以致捐款落到募捐动员后面才出来，失去了其号召酝酿作用。黑板报有稿，无人普遍在街上写出，除报告最高记录外，群众捐献的热情未能及时报导，也没起到预期的鼓动作用。收据印制较晚发下去，多未编号，以致号码零乱，最后无法核查；界中学生等不给正式收据，又自行油印不统一的收据，所以很难稽核，增加了结束工作的困难。
(六)集结力量仓促，未能发挥学生们应有之作用——界中学生未能及早抽出，致未能参加全区动员大会和分会委员街干联席会议；虽然到区又略加指导，但仓促分往各街，对工作内容、方式、手续，不能完全明了，致未能在各街充分发挥其力量，有些同学到街也未召开动员会议，那街捐募成绩就较小。
(七)行动急促，动员不够成熟——虽然我们明知宣传工作是个决定关节，但因急于求成，有些街会也没有开募捐会。小学干部未弄清头绪，即要学生募，个别小学生误以为要自己出这么多钱，竟有哭起来的。总之还有很多人不懂得捐募的意义。例如某商人对募捐组说：“捐的钱给你们花吗？这样出劲叫我们出多干什么？”
(八)、对河下船民的分散、油滑的特点认识不清，也采取一般募捐办法，遭到很大失败——船民是走码头的，以前毫无组织，认识极差，善于应付，在旧社会养成滑头本事。在成立沙河分会时，即有人提出“去募捐时，管船的会不见面，虽然府力不弱，但不像岸上人，久住此地，看看情况，能躲就躲，用女人与你叫穷应付”、“最好看船规定捐款等级，不拿钱就拿走他的户口牌子”的强迫命令办法。但我们认为这是夸张困难，仍坚持大会动员后，分组挨船劝募办法，行一天行不通，我们还认为动员不足，再动员一次就行了，又召开二次大会动员，在会上有一个老婆发言很积极，结果上她船去一毛不拔。当我们发觉只有运用盐、船行人事关系去托面子劝募时，已经收过一遍(各船出款少)，船、盐行商人已感到重募二次，是难以启口了。因此河下应负任务只完成了二分之一弱，这是很大的损失。
(九)、未能认识到群众的压力是治有钱人吝啬病的好办法——我们只知道自愿，强调“只能托情面，不能使压力”，其实穷人是“爱莫能助，力不从心”，拿不起，有钱商人大方的并不多。虽然托情面能解决部分问题，但有不少人宁化刀下钱，不做阴功事，他们说“不是自愿吗？少了不行吗？”在光明路的街动员会上，李济成生意很好，只出100元，群众嫌少。他说：“这不是乐捐吗？”群众火了：“不要他参加会，非斗他不行，他是地主，当过联防区……”他在这压力下拿了1000元，才算了事。如果我们事先认识到这一点，有意识把它适当运用起来，估计募捐成绩一定会更大。
(十)、个别街干采取欺骗方式——北太平街也没开会，募捐组怕人家不愿多捐，就利用群众以冀钞计数的习惯混写上中钞。以后群众纷纷要求更改，区部发觉当即准其改掉，纠正了这一偏向。
四、几点心得
(一)、自上而下的贯彻“培养典型”，是很好的实际宣传，是避免摊派的最好办法。有个别干部认为任务太重，不摊派不能完成任务，将来必然会形成摊派。事实证明，只要抓紧培养典型，给群众以榜样，群众就会比样子来踊跃捐献。二区起初开街干会议，街干多数要求公布任务数字。区干知道一公布就会形成摊派，一面提出尽力办，越多越好，三百五百不嫌少，三万五万不嫌多；一面说服周捷三等，第一炮就是每人一收几千元，结果全区超过任务二十万。三区也以同样办法完成了任务。反之，有个别街典型未搞好，先找个窦建业(大杂货行)只出4000元，又两天避而不见，以致全街抬不上去了。大家都和他比，不愿多捐。
(二)干部动手，重点拜访，是有力的号召。群众见主要干部来了，认为这事很重要，特别是商人出钱“看人下汤”，大干部到了总想多出几个讨好，少了拿不出手。二区最高记录就在区长到的豫平街、中州路。三区最高记录就在罗科长到的新华街、区长到的吉甫街，单罗科长劝募苗茂卿个人就捐了2万元；饶维敬先只出200元，区长去了，即增至2000元。一区最高记录也在区长参加的交通街、牛行街，单其福大烟厂一家就得2万元。反之，如解放二街街长范兆禹开会不到，劝募时叫儿子去，他儿子不劝募，反说“不合算”。所以只完成了5万多元，以府力比就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三)抓住重点，不能忽略全面。一区因干部不够，虽然抓住重点街道、行业、人物，成绩很好。但由于面的照顾不够，对一般市民的劝募不够，贫民小商多数只捐了二、三十元，以致距任务数字仅7万元竟未能完成。如能稍微加强面的劝募，每户多出几十元，即不难完成任务。
(四)、一次搞成，切记再募二回。第一次搞不好，虽再行勉强捐募，也很难获得良好的影响与完成任务。如工会在市救总会布置以前即行自由捐募，待规定其任务后进行了摊派，也还未能十足地完成任务，群众纷纷叫苦，干部反认为领导上任务分配不当。
(五)、不能科学细密的重视事务工作，必然浪费人力，减低工作速度。单以点票子一点而论，一区事先想到将来整理票子一定很麻烦，即于每晚将当日收得之款分门整理好，最后轻松的交了捐款。市救会未能预见到这点，事先布置，二、三区、工会待款收齐后，又集合了近10个人整理了22天，多费时间，多费人力。这就是忽略与轻视事务工作的麻烦后果。
资料来源：《界首市的诞生》（魏嵩山主编）
文字录入：柴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