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辩有声 · 导语】

在2026年3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一起因私人恩怨引发、通过非法购买他人行程记录进行“网络开盒”并大肆诽谤的案件，引发关注。

这起案件中，被告人获取的信息数量在字面上并未完全达到司法解释的“硬性指标”，但法院依然作出了实刑判决。背后的裁判逻辑是什么？今天，我们将从刑事辩护与实务的角度，为您深度评析这起最高法点名的典型案例。

一、 案情速递：一场由私怨引发的“网络开盒”风暴

【案件背景】

被害人朱某系江苏某中学教师，被告人吴某某系其亲属。双方因家庭矛盾交恶后，吴某某决定采取网络曝光的方式进行报复。

【犯罪手段：精准猎取与恶意编排】

买卖信息：吴某某伙同陈某某，花费13,150元从“黑灰产”人员手中非法购买了朱某及相关人员的住宿记录、购票记录等信息共计1442条。

恶意筛选：为了制造猛料，吴某某刻意筛选出与朱某同时段入住同一酒店的其他女性信息（其中甚至牵连了一名正在备考的高三女学生）。

造谣扩散：以这些真实但被恶意拼凑的信息为“弹药”，他们撰写了诋毁朱某私生活的不实帖文，雇佣水军在知名网络平台大量发布。

【严重后果与裁判结果】

夸张的标题和刺眼的内容导致帖文总阅读、转发量超200万人次。不仅朱某名誉扫地，所在中学的教学秩序也大受影响。

最终，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吴某某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二千元。二审维持原判。

二、 核心评析：未达“数量标准”为何依然入罪？

本案最大的实务争议，在于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

根据“两高”《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列举了多项“情节严重”的数量标准（如行踪信息五十条以上等）。本案中，被告人获取的敏感行踪信息在绝对数量上并未直接“达标”。如在辩护中死磕“数量不足”，是否就能脱罪？法院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突破僵化标准，适用兜底条款的实质判断

法院在本案中并没有唯数量论，而是运用了该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十项“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这一兜底条款，这也是刑事工作者要关注的方向。

裁判要旨解析：

法院认为，综合考量二被告人非法获取信息的动机（为了实施诽谤犯罪）、信息类型（敏感的行踪轨迹）、以及造成的危害（超200万人次浏览、严重破坏学校秩序、伤害未成年人心理），其行为的危害性，与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向其出售或者提供的”情形，具有实质的相当性。

【实务观点】

从本案来看，当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极大（明确为了犯罪），且客观上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秩序混乱时，即使信息数量未达明确红线，司法机关依然可以通过“综合考量”和“法益侵害的相当性”来进行实质性出罪或入罪的评价。这也反映了从严惩治“网络开盒”等新型网暴行为。

三、 延伸思考：为何不诉诽谤罪？

在实务探讨中，本案被告人的行为既触犯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也构成了诽谤罪（且浏览量远超5000次）。为何最终仅定一罪？

从司法实务的务实角度来看：

证据与定罪效率：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交易记录、转账流水客观且固定，证据链条极其清晰。

追诉程序差异：诽谤罪原则上属于“告诉才处理”的亲告罪，虽然本案可能符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公诉条件，但实务认定标准极严且程序复杂。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属于非亲告罪，公安机关直接立案侦查，能最快速、有效地打击犯罪，阻断网暴的持续发酵。

最高法将此案写入工作报告，释放了明确的信号：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以“人肉搜索”“网络开盒”为手段的网暴，必将面临刑事利剑的严惩。

💡 【吾辩有声】律师团队寄语

在数字化时代，个人信息的边界正在经受严峻考验。作为法律从业者，我们既要呼吁公众敬畏法律，不越雷池半步；更要在纷繁复杂的刑事案件中，精准把握法律的实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