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歌：在春节前的深圳人代会上，一位市民被写入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引发关注。在深圳市长覃伟中在向大会报告政府工作中提到，“完善民意速办平台功能和未诉先办机制，‘卷尺哥’现象彰显城市善治与市民共建双向奔赴”。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卷尺哥”是深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普通市民，他随身带着一把卷尺，随时测量高出地面的井盖、台阶，并将相关视频发到网上，他所到之处、所指之弊，每个市政问题几乎都被有关部门“秒整改”，被网友戏称为“多管局长”。
（图源：南都）
作为一位普通市民的公民行动，被写进一个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并不多见。对此，老师怎么看？
李公明：这可以分开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必须为“卷尺哥”大大点赞，他真正是一位“路见不平”拔尺就量、就拍、就发视频的“卷尺英雄”。
这是什么精神？是现代社会公民应有的公共关怀精神，真正是普通市民学习的好榜样——只要有心，不难做到。
应该说，“卷尺哥”就是“问题哥”——随时发现问题、揭露问题的哥们！这让我们对于公民觉醒有了新的希望——假如百人中出一位“问题哥”，广州市就有20万个“问题哥”，还有什么人间不平的问题能够存在下去呢？
二是“问题哥”不是专职的问题检查员，他在街上随时就能发现的问题，城市管理者应该也不难发现吧？
那么是否也可以说，城市生活中的常态管理、精细管理本来就是管理者的基本职责，因此，政府工作报告在表彰“卷尺哥”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检讨一下管理者在常态管理、精细管理的工作机制、工作态度方面存在哪些不足呢？
三是那些给市民生活带来不便甚至有安全隐患的问题，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是哪个公共机构的责任，是否也应该问责一下并且向人大代表和市民通告呢？
很显然，“卷尺哥”发现的问题是用卷尺可以量度出来的，而且这些问题基本上都不难解决。但是产生这些问题的内在根源往往并没有同时被报道、被核查、被解决，某一个沙井盖马上盖上之后，产生沙井盖问题的根源可能仍然存在。
因此，虽然市民主动发现问题、管理者及时回应和马上解决都值得大赞，但是出问题的根源是否反而会有可能被这种赞扬和自我赞扬所遮蔽呢？
边歌：的确如此。实际上，早在十几年前，广州就有“举牌哥”、“拇指妹”、“光头哥”，更有一批持续不断关注广州本地公共政策民生事务的公民，其中大部分人更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比如李老师也参与其中的“广州公共观察”，甚至还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以“刺头儿联盟”为题作了专题报道。
如今依然坚持关注民生公共事务的，寥寥无几。最活跃的反倒是已经年过80岁的王则楚老先生，他的视频号“倔老头王则楚”依然坚持不懈在关注广州的公共事务。当然，李老师也算得上一直在坚守。
所以，我的问题是，作为参与者、亲历者、观察者，您会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李公明：说起王老先生，令人敬佩，的确抵赞，先后几百万人的浏览点赞说明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说起广州曾经有过的“举牌哥”、“拇指妹”、“光头哥”等公民现象、“刺头儿联盟”更令人感慨。那些年在南方媒体组织策划，每年“两会”推出的专栏十分红火，记得曾经写过一篇时评，题目就点了当时市长的名字，报纸照发。现在回顾起来，不少过来人无疑都有今昔之叹。
时移势易，建设公民社会任重道远，这不是一句空话。
不过，潮落之后必有潮涨，官媒之后有自媒，现在不少问题都在自媒引爆，有些事情也能得到部门回应和处理。问题是，自媒无论从资源、影响力等方面来看仍有待发展，舆情环境向善更是建设公民社会的重要基础。
广州本来有基础、有底气，在“深圳速度”面前更应该表现出既有速度、更有深度和广度。作为几十年走过来的半个“媒体人”，我期待和相信广州市民关心、关注公共事务的好风气一定会重新发扬光大。
边歌：所以，“卷尺哥”会不会只是他一个人的遭遇？我的意思是，其实从城市善治与市民共建双向奔赴的角度来看，核心在于“卷尺哥”能不能复制，会不会涌现出更多的“卷尺哥”？
因此，如果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待这一现象的话，广东的公民议政，从最初曾被人民日报等点赞的“广东人大现象”，到了之后的“广州公咨委现象”，再到如今通过网络自媒体对市政问题提出整改建议，乐观者会看到坚守，悲观者肯定会感受到退却。对此，您怎么看？
李公明：首先，你说的“复制”问题很重要。我的想法是，以城市之大、管理问题之复杂，谁都知道有很多并非“小事”的问题，往往不是普通市民所能发现、不是一把卷尺就能量度出来的。那么，我认为给“问题哥”点赞的更重要意义是期待和鼓励在管理机构内部出现“问题哥”，这是更重要的“复制”。
准确来说，机构内部敢于说话的人应该称作“吹哨哥”。
说到这里，恐怕很多人会说别做梦了，谁不怕丢了饭碗或乌纱帽？我相信应该有不少这样的有道德觉悟、能主动发现内部问题的公职人员，他们的良知使其一直很想反映问题、解决问题。
因此，只要内部管理层通过认真学习“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应该想通这个问题：政府报告写进“卷尺哥”既然是一项正确的政绩，那么假如出现无数的“问题哥”、“吹哨哥”，不就是更大、更正确的政绩因而也更值得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而且人民群众也会更加点赞吗？
这样看来，“卷尺哥”不应该只是一个人的公共政治故事，他的意义更在于可以揭开更多的问题盖子。
其次，说到“广州公咨委现象”，最关键的亮点就是组成公咨委的成员大部分是草根市民，这是公民觉醒的重要标志。
因此，所谓的坚守与退却，不能把什么都归因于大环境如何如何，应该看到关键还是在于有多少普通市民愿意关心这个城市的公共事务，有多少普通市民愿意关注、观察和发出自己的声音。
因此，我们坚持“重回越秀山边”，与其说我们自己能发现和提出多少问题，不如说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普通市民出来像“卷尺哥”那样，关心公共事务、提出应该得到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