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该怎么干?

张志安认为，这体现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对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到“加强国际传播效能”，再到“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呈现出清晰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省市级媒体成立国际传播中心，部分县级融媒也同步布局。

此次将“增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意味着把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不同区域媒体广泛参与国际传播，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推进，这既是顺应技术革命与舆论场互动态势，也是契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制度性安排。

在郭全中看来，当前主流媒体依旧是国际传播的主力军。但另一方面，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还有待提高，需要进一步通过深化系统性变革来增强传播能力。

马立明也指出，这一表述既是对近年来媒体融合改革成果的肯定，也对中国媒体提升国际能见度与国际话语权提出了更高要求，可从两个维度理解：

一是主体更明确。主流媒体经过系统性变革与融合转型，国际传播已被正式确立为重要职能。除了中央主流媒体外，省、市等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上也要承担重要职责。

二是能力更系统。国际传播不再局限于“提升效能”，而是覆盖传播主体、对象、内容、渠道、效果的全链条强化，这就要求主流媒体对海外受众进行精准分层、对叙事逻辑全面优化。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

如何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关键在于找准定位、创新方法、落地见效。

张志安认为，做好国际传播：

应当“经常以事谋”：例如，可依托城市长期经贸往来、企业出海、中外务实合作寻找传播抓手，让国际传播有纽带、有根基。

“偶尔有局见”：借助论坛、活动、友城交流等契机做好节点传播。

“总体顺势为”：顺势而为，实现四两拨千斤。

他强调：国际传播应当立足自身做精准、有效、可落地的传播，可走小而美、专而精、重实效、灵活多样的路径，不盲目追求大而全。

具体实践层面，马立明以广东省为例，给出了可操作的落地思路：立足本土、依托侨缘、用好民俗、打造IP。

首先，抓牢区域特色与侨资源，比如广东可依托粤语文化、华侨华人网络，面向港澳与海外华人圈破圈，再由华人群体辐射当地主流社会，形成由近及远、由内向外的传播链路。

其次，用民俗文化打动人心。英歌舞、岭南民俗等在海外走红，证明了具象、鲜活、可参与的文化符号，比宏大叙事更易跨文化传播，在未来的国际传播实践中应得到更高的关注。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

郭全中认为，目前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方面仍有一些亟待提升的地方：首先，有效且广泛的国际交流基础仍需夯实筑牢，而交流是传播的基础和前提；其次，宣传向有效传播的转化机制仍需优化完善，传播效能还有提高的空间，话语体系针对不同区域国别的适配转化能力还要不断加强；最后，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建设与资金等相关保障力度也要强化。

马立明表示，国际传播不是单向输出，面对滤镜、偏见甚至对抗，需要能说服、会辩论、懂跨文化沟通的人才。

同时，他强调，人工智能可提升生产效率与表达质感，但无法替代真诚的人与人交流。民心相通最终靠真实、可信、有温度的内容。

在AI的应用问题上，张志安教授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技术是为内容服务的，而不是用技术去遮蔽、超越内容。

所以AI要用得适当、用得恰当，要考虑在什么题材里使用AI。目前看来，一些微短剧、AI漫剧、反映地方特色文化的城市宣传片更适合用AI进行辅助制作。

在他看来，离文化近一些的作品，用AI更好用；离新闻近一点的，AI使用相对有限。

中新社记者 汤彦俊 摄

科学评估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关键环节。

郭全中表示，浅层的科学评估可以通过各种传播数据来衡量；深层的科学评估应通过评估目标用户观念的转变来衡量。

张志安也指出，国际传播能力效果的评估，必须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差异来制定具体的效果评估方法，不宜搞“一刀切”。总体原则是差异化、多元化和特色化。例如，中心城市可以搭平台、建体系，地方市县可以做特色、出作品，不搞统一标准。

中新社记者 范晓恒 摄

例如，北上广深等中心城市，外交资源、国际经贸、国际活动比较密集，媒体天然具备国际传播优势，可开展规模化、系统化传播。

如洛阳、开封、成都、长沙等特色城市，则可以依托传统文化、区域文化开展特色传播，不求规模，但求辨识度。

而一些三四线城市及县级融媒，国际资源与知名度有限，不必追求 “高大全”，应因地制宜，以特色内容、创意作品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