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晒出了2025年司法审判的“成绩单”，同时也展示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司法助推力。报告在行政审判领域展现了“监督支持并重、维权与解纷统一”的鲜明特色。笔者通过对报告内容的梳理，从司法与行政的互动关系、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矛盾纠纷实质化解三个维度，来解读一下其中蕴含的行政法逻辑与实践价值。
一、 以司法审查规制行政权力运行，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行政法的核心在于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报告在“服务高质量发展”部分，明确提出了“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目标，并通过具体的行政审判案例，划定了行政权力的边界。
报告中提到的“审结涉经营主体行政许可、行政协议类案件2.5万件”，以及“某地就共享电单车设定特许经营权并授予特定公司，法院审理认定构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依法判令撤销”，是典型的反行政垄断司法实践。在行政法视域下，这体现了司法机关对行政特许经营权的严格审查。地方政府通过“红头文件”设定特许经营权，往往涉及市场准入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法院依据《反垄断法》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认定此类行为构成滥用行政权力，不仅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否定，更是对“非禁即入”原则的司法维护，破除了妨碍统一大市场要素流动的行政执法障碍。
此外，报告强调“坚决纠治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加强对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司法监督”，直指当前行政执法中的痛点。趋利性执法违背了行政法的比例原则和公正原则，将公权力异化为逐利工具。法院通过司法监督，纠正涉企过罚失当问题，并在再审中宣告6家企业、12名企业经营者无罪，这不仅是从刑法的角度对于个案的纠偏，也是对行政法治原则的重申，体现了行政审判在保护产权、确保市场参与主体行为预期安全方面的“压舱石”作用。
二、 构建行政争议化解机制，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报告指出，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有关部门深化行政争议预防与实质化解机制建设，这标志着行政争议解决从“单一的司法裁判”向“多元的协同治理”转型。报告数据显示，行政案件上诉率、申请再审率同比分别下降3.6个、2.6个百分点，这一成效的取得，得益于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通过行政审判与行政执法、行政复议的联合培训，统一了执法司法标准，减少了因认识分歧导致的“程序空转”。
报告特别提到“对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执行不服提起的诉讼同比下降17.2%，经复议案件行政机关败诉率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这两组数据耐人寻味：强制执行诉讼下降，说明行政机关的执法规范性和释法说理能力增强，前端执法争议减少；复议败诉率下降，则说明行政复议作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充分发挥，大量争议在行政系统内部得到有效过滤和解决。这种“倒金字塔”结构的优化，体现了司法监督倒逼依法行政、行政自我纠错能力提升的良性循环，符合行政法追求效率与公正双重价值的立法精神。
三、 参与重点领域治理，构建服务型法治政府
报告在民生保障、生态环境、数据安全等领域，展现了行政审判的能动性。行政法不仅是控权法，更是服务法。法院通过司法建议、联动治理等方式，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在生态环境领域，报告提及“会同生态环境部等优化机动车环境监管”“会同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专项整治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法院不再是被动地审理行政案件，而是主动延伸职能，通过司法建议指出管理漏洞，推动行政机关完善监管规则。例如，报告指出河南法院在审理某大气污染行政处罚案中，并未简单地维持或撤销处罚，而是“以调解促推实质解纷”，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调减处罚并指导企业绿色转型。这种处理方式，超越了传统行政法“合法性审查”的单一线性逻辑，融入了“合理性考量”与“服务行政”理念，实现了环境保护与企业发展的双赢。
在民生领域，报告提到“严惩冒牌低价旅游、违法促销保健品等坑老诈骗犯罪”“依法维护超龄劳动者权益”，这不仅仅局限于刑事犯罪领域，更要求行政机关在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等领域积极履职，打击该领域更加广泛的违法行为。法院通过审理相关行政不作为案件，督促行政机关勤勉尽责，保障了公民的社会权利，体现了“有权利必有救济、有权力必有责任”的法治政府建设要求。
综观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行政审判已然成为法治政府建设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通过严格审查行政行为，法院为市场划定了权力的边界；通过实质性化解争议，法院为政府与群众架起了沟通的桥梁；通过协同治理，法院为社会治理贡献了司法智慧。报告也揭示了一个深刻的行政法命题：司法监督不是要拖行政机关的后腿，而是要通过规范权力的运行，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最终实现全面依法行政，构建法治政府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