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素人写作“下半场”如何平衡“输入”和“输出”?

在一年一度春运返乡重要的节点上，王计兵新作《成珍》尤能拨动万千游子的心弦。母亲全名包成珍，书名便是取自这里。王计兵在《母亲三周年祭》一诗中写道：“每次在父母的坟前哭泣/我都能卸下生命中最沉重的部分。”他从一次返乡祭奠出发，那天下了高铁站步行18公里到坟地，回望不堪回首的岁月，关于父母、故土、兄弟姊妹与时间流转的真实记忆，打捞被忽略的人与事、伤与痛，他渴望能够以这种方式把母亲“留”下来，于是便有了这本散文集。“历史如一根绳索，捆绑着那个年代女性的思想，她们在痛苦中挣扎，却从不奢望逃脱，如同被圈养已久的生命。”他写出天底下“成珍们”的共同经验与被折叠起来的痛感。

以“母亲之名”重返文学现场，王计兵的新出发着眼于倾诉内心深处的复杂心绪，侧笔写出个人成长史和精神发育史。父母的爱情，母亲被家暴，故土的离殇，母亲去生产队据理力争，为儿子要回零点五个工分的细节，读来都真挚感人。“母亲的哭声里永远没有内容，这是她从小就是孤儿的缘故。几乎所有人哭泣的时候都会喊娘，但母亲不会。”女本柔弱，为母则刚，母亲留给他的除了斑驳记忆，还有“冻死迎风站”“笑给你自己”的人生观，和“幸亏还能生活自理”的口头禅，这分明是融入骨血的精神钙质。他的文笔简洁、克制，引人情感共鸣，扉页上的一方“拾荒”刻章乃是他的笔名，定格扎根低处的初心。

比较来说，关于父母的在场叙事层出不穷，近有宁不远《写父亲》、林雪虹《林门郑氏》、郑智我《父亲的解放日志》等，王计兵也难逃传统叙事的常见诟病。有目共睹的是，从“外卖诗人”到“春晚诗人”，再到“成珍的儿子”，他的散文集不啻于一次相对“丝滑”的“转场”。散文是“有我”的境界，它拥有足够空间容纳情感流露，拥有比诗歌宽广的表达规制。当然，这也是迂回之“术”，因为王计兵自称诗歌创作变得“有压力了”，要承受出名带来的喧嚣，以及公众人物身上的责任。

无独有偶，来自山东聊城的“90后”作家王晚短篇小说《捡石记》登上《山东文学》2026年第1期“新大众文艺”栏目。故事内容并不复杂，关于一个北漂打工男的白日梦。北京夏天的一个下午，主人公钱自强熬不过溽热难耐、蚊子叮咬，开空调又费钱，便骑电瓶车带着老婆去山里觅凉。溪水边、鹅卵石、五彩祥云，路遇推销玉石的中年男，告诉他山里面有玉石。他一边四处找寻玉石，一边幻想发财买房子，到头来两手空空。第二天一早他去上班，没有买老婆爱吃的油条，买包子可以“省出玉石钱”，油条、包子、馅饼是基本生计，与“玉石梦”形成某种呼应。

“这时，他忽然想起来那朵七彩祥云，也许目前这种生活也算是一种吉兆。”结尾处梦醒了，点睛出小说的主旨：于绝望中孕育希望，是许多打工者的精神胜利法。比起她的另一部非虚构作品《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篇小说语言干净，但是，在经验与技巧方面略显不足。

细心品读，作品里的名字一语双关。“成珍”指母亲，也暗喻王计兵与命运磋磨、凝成珍珠的“蜕变”心路；“钱自强”呢，取“既要自强也要有钱”之义，内蕴着王晚从“骑手写作者”到“作家王晓波”的回归心愿，即便这条路并不好走，她仍在一步步努力靠近。

过年，能吃上自己地里种的菜，摘回青菜打边炉，是多么的奢侈与幸福。吴燕青《在香港的离岛种菜》，首发在《作品》杂志“素人写作”头题位置，她以锄头为笔，在“寸土寸金”的国际大都市夹缝中种出生命的诗意，完成“城市复耕人”的身份转变和美学实践。初读觉得平淡无奇，再读竟手不释卷，有种换长筒水鞋、戴麦秆草帽找块地种菜的冲动，内心盈满融融的爱与感动。从“找一块地”开始，吴燕青的种菜伴随诸多烦恼：她在大屿山赤鱲角香港国际机场对面树林租下一块地，拉水管浇地却把村长绊倒在水沟里，绞尽脑汁自制有机肥，去澳贝农场捡牛粪，种菜“鸟吃一半，虫吃一半”的闹心，七八月菜荒期的灰心。

“菜园里看看自己种出的菜，听听鸟鸣，感受落叶，泪窝浅的人，几乎要流出眼泪来。”种菜也是生活的修行，看着小菜心、小芫荽、油麦菜、小萝卜出土拔苗，她是说不出的满足，充满“小确幸”，她种出了外婆豌豆苗“紫蝴蝶”，“五六岁的我躺在冬日暖阳的田埂上，数着外婆种的紫蝴蝶，我也变成了一只紫蝴蝶。”藉着土地的慷慨馈赠，她隔着岁月的长河拥抱年幼时的外婆，令人为之动容。疫情期间菜地变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她命名为“温馨温暖小菜园”，瓜菜大丰收全村人都能吃到。而她在田间地头给三个月大的言言喂奶场景，溢出农耕时代的温情。她还结识妍妹、客家人慧阿姨、莫家村乐婆婆、莫婆婆、宝林禅寺给万寿菊种子的阿尼等，以“附近的人”重构社会人际网络。

一个人的种菜心路，摇曳温馨的亲子时光，也恍若掀开一角香港社会地方志，从中窥见发展的脉动和生活的变迁。吴燕青还完成了与母亲的和解——她从小听从母亲的话，学医当医生，后因药物过敏转行，考取教育硕士当老师。三十五年来，母亲却从未夸奖过她。当她目睹女儿做出色香味全的菜招待朋友，第一次破天荒地夸奖了她。原来，燕青早产体弱，母亲担心“七星女”（7个月的早产儿）养不活，多年以来内心笼罩巨大恐惧。“燕青与玉兰（母亲名字）”就像两棵植物，终于拥抱在一起。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种菜的“业余选手”，吴燕青日常养育三个孩子，每天上班奔波在大屿山与西贡学校之间，她把六年的种菜心路写下来，无疑是一份极为珍贵的生活档案。

值得一说的是，“素人写作”不应是“一哄而上”的跟风模仿，而是“全民书写”铺展而成的精神图谱。令我过目不忘的散文《王大妈》（《作品》2026年第2期），围绕北京大院里的街坊情展开叙事，王大妈、王大爷、宝泉哥，以及华子、顺子、大头等小伙伴一一登场。文中有段话堪称精妙：“日月流转，人生巨变。细一琢磨，谁不是丢在时代火锅里的一块豆腐或一根宽粉？沉底时别自弃，汤沸时莫轻狂，或清汤，或麻辣，总能吸饱生活的汤汁，品咂出各自不同的人生况味。”

不难看出，所有的写作，都归向于一个人的单枪匹马，映照内心奔腾的“千军万马”，彰显“微尘众”的个中滋味。

前不久，作家张炜在“花城文学课”中谈道：“文学的困境不是被边缘化，而是被普泛化和拥堵化。”他还打了个比方：“一本书比喻成一块石块，在你面前摆了千千万万的一层一层的石块，你还怎么走路？”显而易见，“普泛化”“拥堵化”两个关键词，可谓一语中的，把脉出当下文学创作和出版面临的“精神症候群”——文学作品不是太少，而是太多，继而导致同质化、跟风化、人云亦云现象日益加剧。

回到“素人写作”上来，这类问题同样严重存在。这使我不由得联想到格雷厄姆·格林小说《沉静的美国人》里的一句话：“你迟早要选一边站的。”事实上，不管你是矿工、保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还是自由撰稿人，同时兼顾工作与写作，不是“鱼和熊掌”的选择，考验的更是权衡与智慧。要知道，先有文学，再有“素人写作”，它不是“盆景”造型，它是一个细小支流，我们要从源头摒弃“自嗨式”的自我迷恋，也要高度警惕“用完即弃”的残酷淘汰；接地气、有网感，最大化真实记录生活，才是创作的不二法门。

作家唐诺在新书《我播种黄金》中的观点，很是令人深思。他说道，“文学极可能是人类所有行当中最不势利的一种，来自下层世界的新书写者，如果够好（并不苛刻程度的好），并不被排斥，反倒是直上C位的惊喜。仿佛把原有的文学图像‘刷新’一次，还往往得到超过真正评价的注目和赞美，俄国的果戈理、契诃夫是如此，日本的林芙美子也如此。”结合丰沛的阅读积淀与智性洞见，他进一步指出“素人写作”的普遍困境：“人的生命经历，就一本书而言太多，但对一生的书写则又少得可怜，两本三本就差不多空了，所有认真的书写者都可证此为真。写下去，书写的重要门槛这才一个一个来，感性生命材料的快速消耗，得由人的思维，以及文字技艺来补充替换。因此，‘读’和‘写’变得比‘写’更重要；也就是说，书写得是专业了，所谓‘素人’只是暂时性身份，不转入专业，就得离开。”

AI快速迭代发展的数智化时代，写作的门槛并非更容易了，反而更加艰难了，首当其冲要面对的是自我的审美素养和较高的甄别能力。“沂蒙二姐”吕玉霞春晚结束后发视频说：“人生实现了一次不太可能的可能。”“田埂诗人”的春晚回响，是乡土根脉的精神回归，是沂蒙精神的创新表达，也是诗歌回到人民中间的体现。在我看来，平视“素人写作”不妨多一些时间，多一些宽容，不急于下定义、不盲目做结论、不较早出框架，“过高期待与动辄批判”都是本末倒置，不如提供合理而宽松的创作空间。正如王晚在参加新大众文艺座谈会的发言中说到的，要平视当下，不矫情、不苦情、不煽情。

“不管怎样的人生，高光也好，苦难也罢，骨子里都奔腾着一条河流。”如陈年喜所说，河流的本质是流动，站在历史河床上回溯往昔岁月也好，重新出发探索未知或不确定性也好，都毫无例外需要具备一种澎湃的、持续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这也是文学创作的真谛：“像河流创造一个自己的源头”，或涤荡，或清洗，葆有语言的纯粹与审美张力，就是捍卫人性的立场。

因此，当我们静观素人写作“下半场”表现如何，归根结底要看一个人的精神“续航能力”和“破圈能力”，深度阅读的储备与坚持创作历练，观察与发掘的敏锐与耐心。“无人鼓掌”时更要沉下心来踏实创作，好作品就永远不怕被埋没。

（作者系青年作家、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