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解读

从严惩处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跨境犯罪

主持人：最高检的报告中提到了缅北四大家族案。其中白家、明家已经宣判，另外两家魏家、刘家，已由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是如何办理缅北四大家族案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主任 李雪慧：缅北“四大家族”系列案件，是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督办的。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魏家、刘家案子的基本情况。

魏家、刘家犯罪集团通过发展武装力量，吸引“金主”入驻电诈园区，对园区内底层电诈人员进行武力压制和暴力控制，园区“金主”、电诈头目持续向犯罪集团输送大量非法利益，形成了“以诈养兵、以兵护诈、兵诈勾连”的犯罪利益纽带。除了诈骗犯罪以外，两个集团还涉及故意杀人、非法拘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毒品等犯罪。最高检指导地方检察机关依法介入侦查、提出取证意见，全面审查海量证据，依法认定犯罪集团架构，构建起完整的证据体系，并解决了一系列涉外法治难题。目前，检察机关已对魏家、刘家犯罪集团109人向法院提起公诉。到去年底，检察机关已经对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和底层“回流”涉诈人员批准逮捕4.9万人，起诉4.7万人。

通过这一系列案件的办理也是宣示：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跨境犯罪，我们司法机关必将依法管辖、坚决打击、从严惩处。

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主持人：凡是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的犯罪，绝不轻饶。这种重拳出击，构筑了安全底线的基石。报告中也提到了检察机关批捕、起诉人数下降，尤其是严重暴力犯罪案件连续多年下降，这个数据对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主任 李雪慧：这些数据，不仅是反映检察工作情况，更是观察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是反映社会安全稳定与否的“晴雨表”。检察机关前连侦查、后接审判，批捕、起诉数据减少，实质上就是刑事犯罪总量下降了。除了这两个数据，像您说的严重暴力犯罪，去年检察机关起诉5.4万人，是本世纪25年以来最低点。另外，我们工作报告中有一张附表，罗列了去年起诉人数排名前十的刑事犯罪，像危险驾驶罪、盗窃罪、诈骗罪等等，这些犯罪的起诉人数在去年不同程度下降。

这些数据的变化，都是我国社会长期稳定的有力印证。所以，在报告中，应勇检察长专门用了一句话来阐述：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是世界上最安全国家之一。

主持人：在刑事案件中，危险驾驶犯罪人数一直是排名比较靠前的，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醉驾。您提到，危险驾驶罪起诉人数下降了，报告也写到这已经是连续第二年下降了。如何让醉驾治理不仅体现在数字减少上，而是真正从源头遏制风险？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主任 李雪慧：醉驾一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2023年底，中央政法委统一组织下，“两高两部”制定了办理醉驾刑事案件的意见，按照“醉酒程度+情节”的模式统一定罪标准。情节严重的要从重处理，比如醉驾肇事逃逸的，醉驾上高速公路的等等。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比如，为了紧急救人驾车的，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短距离挪车、停车的。但是，不起诉并不等于不担责。如果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也要依法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去年，检察机关对醉驾的被不起诉人应受行政处罚的，向公安机关移送1.6万件案件。如果还造成其他损害，也可以要求承担民事责任。这样，从刑事追究、行政处罚到民事赔偿，对醉驾行为形成了综合治理的严密体系，效果也是很好的。报告讲到，危险驾驶犯罪受理审查起诉人数和起诉人数连续两年下降。同时，全国涉酒驾醉驾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也在下降，这就说明醉驾治理已经取得明显成效。最后还是那句话：喝酒不开车，醉驾必担责。

强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防治

主持人：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检察机关一直在努力。对于侵犯未成年人犯罪，检察机关是如何打击和预防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主任 李雪慧：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检察机关始终坚持零容忍、出重拳，依法从严惩治。同时，我们也注重从源头防范，持续落实好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等制度。强制报告制度是2020年建立的，要求学校、医院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或者疑似遭受侵害的要立即报告。这样的做法并不是“多管闲事”，而是要及时发现和惩治犯罪，避免对未成年人造成更大伤害。去年检察机关起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线索来源于强制报告的有3852件。同时，对没有报告的倒查责任，督促有关部门对434人进行追责。

如果说强制报告制度是为了事后尽早发现侵害行为，那么，入职查询制度就是事先建起“防火墙”，防止侵害行为发生。比如，湖南检察机关去年落实入职查询制度，对有性侵、虐待等犯罪记录的，督促相关单位作出不予录用等处理145人。

主持人：保护网越织越密，让孩子们远离侵害，去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下降。与此同时，报告还显示，未成年人犯罪也下降了，实现近五年首次“双下降”。面对未成年人犯罪，检察机关还下了哪些功夫？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主任 李雪慧：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了近五年的首次“双下降”，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积极信号，来之不易。这背后是社会方方面面高度重视、同心协力的结果，也离不开检察机关的不懈努力。

从1986年上海设立第一个少年起诉组开始，未检工作走过了40个年头。一方面，就是刚刚讲的，我们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重拳出击、严惩不贷。另一方面，对未成年人犯罪，在依法惩治的同时，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最大限度让涉罪未成年人迷途知返。比如，适用附条件不起诉，落实分级干预矫治，制发督促监护令，等等。通过检察履职促进“六大保护”形成合力。当然，对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未成年人犯罪，也绝不纵容。去年，对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暴力犯罪的，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24人，昭示低龄不是“护身符”，恶性犯罪必须惩治。

加强涉企执法司法监督

主持人：法治化营商环境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检察机关开展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之后，执法环境到底发生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主任 李雪慧：我们部署开展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目的是以法律监督促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服务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

趋利性执法司法后果严重、危害极大，不仅破坏法治化营商环境，更损害执法司法公信力。比如，有的违规异地抓捕，违法查封、扣押、冻结外地企业和个人财物；有的将正常的合同纠纷认定为合同诈骗，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有的为获取经济利益，人为制造管辖连接等等。

去年，最高检、各省级检察院共交办督办此类重点案件505件。报告中也列举了一些数据：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案件1.99万件，监督侦查机关撤案2471件，作出不起诉决定3539人，监督解除、返还违法“查扣冻”财物26.3亿元。这一组数字，对于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来说，体现的是成效，彰显的是决心，传递的是信心。报告在部署工作时，明确今年检察机关还将持续深化专项监督，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切实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

主持人：从专项监督成效不难看出，检察机关不仅仅是把犯罪分子送上审判席的公诉人，怎么理解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定位？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主任 李雪慧：检察机关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不仅仅是犯罪的追诉者，还是无辜的保护者，更是正义的捍卫者。这就决定了检察机关必须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从我们自身来说，要做到依法办案、公正司法。比如，依法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提起公诉等职能，确保不错不漏。报告中讲到一个案例，一对母女被抢劫杀害，侦查机关认为赵某有作案嫌疑，提请批捕。但检察机关审查发现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赵某作案，不予批捕，并持续监督，最终时隔十五年真凶落网，避免了冤错案件发生。

从监督者角度来说，检察机关要监督其他执法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主要是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活动的监督，确保不枉不纵。比如，对侦查机关应立案而不立案的，要监督立案，不应立案而立案的，要监督撤案；对法院裁判认为确有错误的，要提出抗诉；等等。报告中也讲了一个案例，有3个人因为涉嫌强奸、故意杀人等被判刑而持续申诉鸣冤。最高检审查发现这三个人不是凶手，依法提出无罪抗诉，同时监督侦查机关继续侦查，最终抓获真凶。

正是着眼于法律监督守护公平正义的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强化检察监督”。检察机关将认真落实中央要求，切实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

加强检察公益诉讼

主持人：报告中提到的一个案例，延误就罚款、投诉就扣费，这是很多快递小哥遭遇的算法困境，针对这一问题，上海检察机关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最终推动多家快递企业修改算法规则，建立派费直达机制，惠及超160万名劳动者。这个案子不是针对具体的个人或企业，而是针对一个行业规则。检察机关为什么选择用公益诉讼的方式来帮快递员维权？这和普通劳动者自己打官司有什么根本不同？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主任 李雪慧：您刚刚提到的案例是最高检部署开展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监督活动的一个缩影。案件中，很显然，企业算法规则不合理，单靠快递小哥自己很难解决。这些算法侵害的是广大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本质上属于公共利益。这就有别于普通劳动者自己打官司维权。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以公益诉讼维护公共利益是法定职责。我们通过办好这些案件，积极推动一类问题的解决，让整个行业的劳动者受益，这正是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价值所在。

主持人：如今，网络“开盒”、泄露隐私、煽动网暴，已经成为危害每个人信息安全的突出问题。最高检去年发布过一起典型案例，有6个人专门在网上搞“开盒”，他们非法扒取别人的隐私信息并公开曝光，还煽动他人打电话、发短信辱骂骚扰。检察机关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依法对“开盒”者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对于网络空间治理，检察机关不仅有刑事手段，公益诉讼也是利器，公益诉讼是如何发挥独特作用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主任 李雪慧：网络“开盒”可以说是过去“人肉搜索”的升级版，是网络空间治理的一个新课题。这个案件中，周某等人非法收集、买卖包括身份证号、人脸信息、家庭住址等在内的大量公民个人敏感信息，“开盒”800多人，多名被害人还被线下骚扰，这就涉及公共利益保护问题。检察机关既追究了刑事责任，也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要求承担公益损害赔偿责任，双管齐下，对网络“开盒”全链条追责。

在网络空间治理领域，比如个人信息保护、反电信网络诈骗等等，相关法律都明确赋权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检察机关要发挥好职能作用，打好履职“组合拳”，共同守护清朗的网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