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近期,由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圳)〕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圳)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科技金融与数字经济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人大深圳社科沙龙(总第89期)成功举办。本次沙龙主题为“解读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如何开局”,沙龙特别邀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圳)数字经济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作主题报告。活动由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杨虹主持。
沙龙第一环节,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圳)数字经济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作主题报告。
报告系统阐述了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的核心内容及其对“十五五”开局的重要意义。刘守英教授指出,“十五五”时期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关键承上启下期。纲要草案包括20项主要指标、四大战略任务、六个方面109项重大工程项目,形成了完整的规划实施体系。2026年作为开局之年,其核心任务正是围绕这一纲要草案进行具体工作部署,确保各项安排落地见效。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规划的主题,其核心在于培育壮大新动能与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刘守英教授指出“智能经济新形态”是今年首次提出的重要概念创新,标志着经济形态迈向人机协同新阶段。随着我国进入增长放慢阶段,围绕国内市场建设、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绿色低碳等领域推进系统性转型至关重要,同时必须做好针对房地产、地方债务、金融的风险防范。刘守英教授强调,深化改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需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为“十五五”规划落地提供强大动力。
以下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圳)数字经济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发言纪要全文:
一、解读“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核心内容
(一)主要目标指标(20项)
“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中设置了20项主要目标指标,清晰地勾勒出从“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从传统动能向创新驱动、从追求增长速度向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三大转型方向。
经济发展指标共设3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况提出。这一合理区间设定为4.5%至5%,其依据是确保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此外,全员劳动生产率预期高于GDP增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25年的67.9%提升到2030年的71%。从国际趋势来看,城市化率从70%到75%之间面临着一场重大转型,从原来快速的城市化转向城乡融合阶段,增长速度开始放慢,因此71%的目标符合这一规律。
创新驱动指标共设3项。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作为硬指标,确保创新投入有切实保障。发明专利量在“十四五”期间显著增长,特别是原始研发和原理性研究能力明显提升,“十五五”期间这一指标将进一步提高。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需要继续提升,这是“十五五”期间最重要的新动能之一。
民生福祉指标共设7项,体现了从“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的重大转型。包括包括城镇调查失业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明确要求与GDP增长同步)、教育年限提升、城镇调查失业率、医护资源、养老机构、人均预期寿命等。这些指标的设计使得“十五五”期间既有创新动能的增强,又有老百姓可感可知的实际好处。
绿色低碳指标共设5项。围绕碳达峰目标,涵盖降碳减污和生态环保,旨在推动发展模式的转换。
安全保障指标设置2项,即粮食生产能力和能源生产能力,守住粮食安全,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并在国际形势变化中保障能源安全。
(二)重大战略任务
为实现“十五五”发展目标,纲要草案提出四大战略任务。
第一是着眼推动高质量发展,具体包括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建设美丽中国。这意味着产业体系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出实招、有实绩,同时不能以污染和破坏环境的方式实现发展,必须在“十五五”期间形成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
第二是着眼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重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解决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问题,完善要素市场配置机制。
第三是着眼推进共同富裕,涵盖三个层面:一是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完善人口、教育、健康、老龄化、就业等服务体系;二是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当前城乡收入比为2.5:1,仍处于偏高状态,缩小这一差距对共同富裕至关重要;三是提升精神文化生活,在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实现精神生活的丰富。
第四是着眼统筹发展与安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和能力建设,重点保障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这是发展的底线和保障。
(三)重大工程项目
草案设计了6个方面的109项重大工程: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28项,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23项,城乡融合发展9项,民生保障25项,绿色低碳转型18项,安全保障6项。
从项目分布可以看出,民生领域的项目部署仅次于新动能培育,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这些工程项目将前述四大战略任务具体化、可操作化,是规划落地的关键抓手。
二、2026年“良好开局”的工作部署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政府工作报告围绕纲要草案做出了具体的年度工作安排。
(一)年度预期指标
预期指标方面,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4.5%至5%。这一设定基于两个考虑:一是为实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十五五”期间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低于4.5%,这是一个“硬杠杠”;二是中央对2026年国际、国内形势和各类风险做出了客观预判,在此基础上提出这一务实可行的增长区间。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设定为2%左右,这意味着启动内需。去年以来价格水平持续下降,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明确提出推动物价合理回升。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的要求,将增长成果落实到居民收入上,防止有增长但无感的发展模式。
(二)十项重点工作安排
围绕纲要草案,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了十项重点工作。第一是加强国内市场建设,以内需为主导,拓展内需增长空间。第二是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第三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推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第四是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建立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这同样是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要任务。第五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第六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第七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第八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第九是加快全面绿色转型。第十是加强风险防范。这十项重点工作安排是对纲要草案的年度化分解,是地方工作的具体抓手。
(三)宏观政策基调
为实现良好开局,宏观政策延续了积极基调。财政政策方面,赤字规模比上年增加230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达到30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27万亿元;同时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特别国债、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货币政策方面,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政策,主要考虑稳定经济增长和推动物价合理回升。政策协同方面,重点打通经济循环的卡点和堵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确保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和有效性,避免政策相互掣肘;加强财政、金融、就业和产业政策的协同配合;强化预期管理,提振社会信心。这些政策安排旨为“十五五”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三、高质量发展
(一)培育壮大新动能
“十五五”规划的主题是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是重中之重。过去40年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传统动能已经衰减,因此“十五五”能否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打好基础,关键在于新动能能否培育壮大起来。
新动能的培育壮大在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包括三个重点:第一,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绝不能把传统产业视为落后产业。中国工业化以来形成的完整产业体系是宝贵基础,核心在于优化提升而非淘汰。第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包括集成电路、航天航空、生物医药等,未来产业包括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机器人、6G等。这些产业也是要为经济增长和新动能服务。第三,扩能提质服务业,重点是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是本次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亮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已进入智能经济阶段,意味着从决策模式上实现了人机协同,人工智能渗透到商业模式、产业形态和新兴业态,并通过人工智能与传统要素和新兴要素的组合,产生创造性破坏,形成新的经济形态。智能经济新形态有别于以资本、土地、技术为核心的工业经济形态,将构建起新的经济结构、发展模式、产业体系,激发发展新动能。
(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首先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过去40多年,中国依托强大的市场规模和全球科技发展的原理性知识,通过需求引领应用型知识进入产业发展环节,促进了产业变革和经济增长。但应用型知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须上升到原理型知识,否则产业的发展和创造性破坏就会中断。如果只有应用型知识而上升不到原理型知识,就很难推动产业变革和转型升级。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都需要主动推动从应用型知识向原理型知识的跃升,主动进行原理型知识创新。这是“十五五”规划纲要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强调的内容。
其次,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科技创新必须进入产业、赋能产业,只有原理型知识和应用型知识与产业深度结合,才能产生产业革命,推动生产力发展。
第三,教育、科技和人才要一体化推进。教育不能自说自话,科技不能脱离产业发展,人才不能只会埋头写论文。三者协同的目的在于推动经济发展、满足国家需求,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有机整体。
四、“十五五”期间的转型任务
“十五五”期间,中国进入发展模式转型、发展阶段转换的关键阶段。如何在传统动能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实现平稳过渡,是转型面临的核心课题。
国内市场建设方面,重点包括提振消费与释放有效投资潜力。以内需为主导,统筹推进促消费和稳投资,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旨在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独特优势。
乡村转型方面,乡村不能衰败既是底线要求,也是新的发展空间。报告重点强调粮食生产,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此外,消除绝对贫困后设立的五年过渡期即将结束,但相对贫困和弱势群体问题依然存在。“常态化精准帮扶”意味着对原来精准扶贫的地区和群体继续给予政策支持,实现政策延续与改革发展的有机结合。
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发展方面,城镇化进入以城乡融合为特征的新阶段,增长速度自然放缓。发展模式从外延扩张、土地城市化转向内涵式发展,重点包括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县域发展、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并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
绿色转型方面,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在降碳减污的同时实现扩绿增长。这本质上是增强绿色发展动能的过程,代表一种新发展方式的建立。
转型期的兜底问题不容忽视。从高增长阶段的发展式引导转向增长放慢阶段的稳定发展,社会稳定和民生保障是重中之重。报告强调“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通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政策安排,在追求发展的同时保障民生,确保转型过程平稳有序。
五、深化改革提供发展动力
改革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来源。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规模,但市场优势的发挥需要以市场统一为前提。长期以来,行政区隔和地方保护主义割裂了市场,影响了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因此,打破这些障碍,实现要素自由流动,是改革的首要任务。第二,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要素市场配置机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第三,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活力。中国各类经营主体具有强劲活力,关键是要通过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稳定企业预期,保护企业家精神,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让各类主体继续保持发展活力、不断做大做强。
六、重点领域的风险防范
在增长减速之后、发展转型过程中,社会风险防范成为保障发展的重要内容。守住安全底线、保证社会和谐稳定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政府工作报告重点提及三大风险:第一,房地产市场风险。房地产是过去30年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关联产业广泛,连接地方政府收入、金融系统和居民财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居民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的稳定。2026年稳定房地产市场是一项重要任务,需要引导其回归常态,防止风险蔓延。第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这是一个必须有效处理的“雷”,防止爆发系统性风险。第三,金融领域风险。
这三大风险相互关联,处理不当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这些社会风险问题,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沙龙第二环节,特邀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杨虹采访刘守英教授。
问题一:今年GDP增长目标定在4.5%至5%,如何看待这种区间目标的设定?另外提到了“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的结果”,这种目标设定传递了什么信号?
刘守英:这一目标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解读。
第一,它是实现“十六五”末我国人均C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的“硬杠杠”。根据测算,“十五五”期间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低于4.5%。
第二,它符合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从国际经验来看,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速增长阶段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中国在过去的40多年里长期保持10%以上的高增长已经是奇迹。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增长速度自然下行是客观规律,强行维持高增长反而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风险防范。4.5%至5%的增速正是符合现阶段发展规律的中速增长区间。
第三,它是务实可行的选择。综合考虑国际国内复杂形势、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阵痛以及新经济力量的逐步崛起,这一目标是实事求是的。疫情之后,国民经济运行面临循环不畅等困难,传统产业和外贸企业承受较大压力,但经过近年来的转型升级和政策调整,企业状况正在逐步好转。同时,新经济领域经过前些年的大规模投入,今年有望在产业表现上取得更好成效。“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的表述,既体现了对风险的清醒认识,也传递了稳中求进、积极作为的政策取向。
问题二:如何看待积极的财政政策安排?宏观政策制定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刘守英:这并非简单的“撒钱”,而是转型期国家的主动作为。当前我国正处于“过大坎”的关键阶段,即从旧的发展模式向新的发展模式平稳过渡,这一过程需要国家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我们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新动能培育。新质生产力、智能经济形态等仍处于培育阶段,需要国家资金的支持来孵化、转化,最终形成新的增长动能。这些投入是战略性投资,而非简单的支出扩张。
其次,我们需要财政支出弥补长期以来的民生短板。过去以投资为主的模式下,民生领域积累了大量欠账。报告中列出的民生工程,从“一老一小”到教育医疗,都需要资金保障。这是从“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转变的必然要求。最后,我们需要通过国债、专项债券等工具化解存量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等都需要相应的资金安排来平稳化解,为平台公司转型和地方财政转型争取时间和空间。
因此,当前的财政安排是为了支撑“培育壮大新动能”和“平稳过渡转型期”这两大目标而做出的积极部署,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和政策意图。
问题三: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到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强调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请问会有哪些方式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
刘守英:这是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发展理念从“增长导向”向“收入导向”的深刻转型。过去我们追求GDP增长,但老百姓收入增长需要有感,只有居民收入实质性增长,内需才能真正激活,发展模式转型才能成功。
具体而言,增收路径有三。
第一,通过稳定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今年稳就业是重中之重,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5.5%左右,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涉及大学生和农民工两大重点群体。大学生就业关系到未来发展的主力军,农民工就业关系到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必须通过产业发展和政策支持予以保障。
第二,创造条件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这需要稳定房地产市场,避免居民最重要的资产价值大幅缩水;同时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使居民能够分享资本红利。此外,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差距较大,需要深化农村改革,盘活农民的住房和宅基地等资产,让城乡居民都能分享经济增长中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好处。
第三,优化公共支出结构。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减少居民的后顾之忧,相当于间接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过去以投资为主时民生投入不足,现在需要加大投入,让居民的刚性支出降下来,支出结构更加合理。
问题四:传统产业如何进行新旧动能的转换?
刘守英:首先要纠正一个认识误区:绝不能将传统产业简单等同于落后产业。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这是数十年积累的宝贵家底,绝不能轻易放弃。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核心在于“知识”的升级。过去我们主要依赖生产过程中积累的应用型知识推动发展,现在需要将这些应用型知识与原理型知识(即原创性创新)相结合,实现有效反馈。一方面,传统产业积累的应用型知识不能丢,但需要相当一部分转化为原理型知识;另一方面,企业和地方政府要主动推进原始原理型知识的积累和创新。
此外,传统产业还积累了两大优势:一是应用型知识的积累优势,二是掌握应用型知识的技术人才优势。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大量产业工人是宝贵的财富,不能因为发展人工智能就简单淘汰他们,失去了产业环境和应用场景,这些人才的价值将难以发挥。
最后,要用新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大量的科技知识、专利成果需要应用到传统产业改造中去,如果不应用,就谈不上促进产业发展。科技赋能的核心,就是有用知识与其他要素相结合,实现创造性破坏,推动传统产业的优化和转型升级。
问题五:如何更好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当前的主要堵点在哪里?
刘守英:城乡融合发展本身是一种新的发展形态和发展动能。当前的主要堵点在于,很多人仍沿用旧有的思维方式看待城乡关系,看不到其中蕴含的巨大机遇。
现实中的机遇在于三个层面:第一,城市本身需要转型。从外延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通过城市更新优化空间结构、提升城市价值,这本身就是新的增长点。过去靠卖地、靠融资扩张的模式已经衰减,城市需要通过结构调整、功能优化来创造新的价值。一些地方的城市更新做得很有味道,城市更精致、更有文化味,土地价值和业态也随之提升。
第二,城乡关系正在重塑。随着城镇化速度放缓,都市圈、城乡接合部将形成新的城市体系,不同等级的城市在都市圈体系下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形成新的业态和经济形态。
第三,乡村经过多年振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正在成为旅游、休闲、创业的新空间。现在大家往村里跑,乡村的品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本身就是新的发展空间。未来的城乡将是一个连续的、融合的空间体系,从特大城市到次级城市再到乡村,形成新的城乡体系。这需要我们转变思维方式,在结构变化中寻找发展机遇。
问题六:如何稳定房地产市场?如何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刘守英:关于房地产市场,首先要明确一个根本判断:依靠房地产支撑整个国民经济的时代已经终结,必须引导其回归居住和民生的常态。过去那种“买了就涨”的预期、地方政府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的模式,已经撑不住了。当前的任务是“修复”和“稳定”。通过信贷政策、土地政策等逐步修复市场,稳定预期,引导刚需和改善性需求逐步入市,循序渐进地消化库存。同时,要为农民工和新市民提供体面的住房保障,这既是民生所需,也能有效利用存量资源。我认为,房地产市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今年将逐步稳定下来。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核心任务是积极稳妥地化解存量债务,防止风险爆发。过去靠房地产支撑发展的模式已经衰减,地方政府需要转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通过债务安排为转型争取时间和空间。
两大风险的处理,根本目标都是实现平稳过渡,防止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系统性的重大震荡。同时,要理顺房地产和土地的关系,不能形成两者“同涨同跌”的恶性循环,要通过土地和房地产资产的合理增值,使其成为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稳定来源,而非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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