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梳理出五大核心法律服务机会和趋势之四:涉外法治与跨境业务的“新战场”
- 2026-11-15 07:24:51
我从《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梳理出五大核心法律服务机会和趋势之四:涉外法治与跨境业务的“新战场”

中国融入世界的全过程,是从最初的货物贸易,到资本输出,再到如今的规则对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 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部分,释放了大量涉外法律服务需求的新信号。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合作共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在国际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不减反增。这为涉外律师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业务空间。今天,我就从“引进来”“走出去”“规则对接”三个维度,为大家梳理涉外法治领域的法律服务机会。 
(一) “引进来”升级带来的法律服务增量 报告明确提出:“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 这意味着,电信、医疗、生物技术等领域将迎来一波外资进入的高潮。这些领域此前开放程度有限,外资进入的门槛较高。如今政策闸门逐步打开,必将催生大量的法律服务需求。 1. 外商投资准入咨询 每个行业的开放都不是一步到位,而是有明确的负面清单和准入条件。以医疗领域为例,外商独资医院的设立涉及卫健、商务、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的审批,还需要符合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床位规模、科室设置等一系列技术要求。 律师可以为拟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提供准入政策咨询,帮助它们了解哪些领域可以进入、需要满足什么条件、通过什么路径进入。特别是对于医疗、生物技术等强监管行业,准入前的合规评估至关重要。一个错误的判断,可能导致数百万的前期投入付诸东流。 2.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与运营 一旦决定进入,外资企业就需要在中国设立实体。律师可以协助办理工商登记、外汇登记、税务登记,起草合资合同、公司章程,处理员工聘用、知识产权保护等事宜。 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很多外资企业对中国的人事劳动制度不甚了解,容易在员工管理上“踩坑”。比如,中国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经济补偿金计算规则、竞业限制的适用范围等,都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异。开业之后,日常运营中的合同管理、劳动合规、争议解决,都需要律师的持续服务。 3. 外资并购与重组 除了新设企业,外资也可能通过并购现有中国企业的方式进入。这涉及复杂的尽职调查、交易结构设计、政府审批(如反垄断审查、国家安全审查)。 擅长并购的律师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没有专业的律师团队,这样的交易根本无法完成。 
(二) “走出去”深化带来的合规新需求 报告强调:“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对外投资风险防控和海外利益保护。” 中企出海已不再是简单的“买买买”,而是带着资本、技术、标准、产业链“走出去”,面临的合规风险也呈几何级数增长。 1. 东道国法律环境尽职调查 在决定投资某个国家之前,企业需要了解该国的外资准入政策、公司法律制度、劳动用工规定、税收制度、环保要求、争议解决机制等。 很多企业往往只关注商业机会,忽视了法律风险。例如部分企业看好东南亚国家的市场,匆忙签约设厂,结果发现该国对外资持股比例有严格限制,导致项目搁浅。律师可以组成跨境团队,开展东道国法律环境尽职调查,出具法律意见书,帮助企业规避“踩坑”风险。 2. 跨境投资架构设计 如何设计投资架构,既能实现商业目的,又能优化税务成本,还能隔离风险,是一门大学问。 律师可以协助企业选择最合适的投资路径。是通过香港、新加坡等中间控股公司投资,还是直接在当地设立子公司?是以现金出资,还是以设备、技术作价入股?不同架构涉及不同的税务处理和风险隔离效果。我们需要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制最优方案。 3. 国际合规风险防控 报告特别提到“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陡然升级”。在此背景下,中企出海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就是国际制裁和出口管制。 律师可以为企业提供以下服务: 贸易合规体检:检查企业现有业务是否涉及受制裁国家、实体或个人,产品是否受出口管制清单约束。很多企业在不知不觉中触碰了红线,等到被调查时才追悔莫及。 出口管制合规体系建设:帮助企业建立出口管制内部合规制度,培训员工,确保经营合规。这不仅是规避风险的需要,也是向合作伙伴展示企业信誉的重要方式。 危机应对:一旦遭遇制裁调查或诉讼,协助企业应对监管机构,维护合法权益。这类业务对律师的专业能力和反应速度要求极高。 4. 海外利益保护 报告提出“加强海外利益保护”。对于在海外有重大资产的企业,律师可以协助建立海外资产安全保护机制,包括完善合同条款、投保政治风险保险、建立应急预案等。 在发生征收、战争、动乱等极端情况时,协助企业通过国际仲裁等方式索赔。虽然我们希望永远用不上这些预案,但“有备无患”是涉外律师的基本素养。 
(三) 国际规则对接带来的制度型开放机遇 报告提出:“积极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程。” 这意味着,中国正在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这将深刻影响国内法律制度,也带来新的法律服务需求。 1. 数字贸易规则研究 DEPA和CPTPP都包含大量关于数字贸易的规则,如数据跨境流动、源代码保护、电子签名认证等。加入这些协定后,国内相关法律法规需要调整。 律师可以研究这些规则,为企业提供合规指引,帮助它们适应新的国际标准。比如,CPTPP对国有企业有特殊规定,涉及国有企业的定义、补贴规则、透明度要求等。国企客户需要了解这些规则对自己的影响,提前做好准备。 2. 国际争端预防与解决 随着中国更深地融入全球经贸体系,国际商事争议也会增加。报告提出“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但争议不可避免。 律师可以协助企业在合同中约定有利的争议解决条款(如选择国际仲裁机构、适用法律),并在争议发生时提供代理服务。特别是熟悉国际投资仲裁的律师,将在解决投资争端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商事合同开始选择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或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作为争议解决机构。这些机构的程序规则与国内仲裁存在差异,需要专门研究。 3. 涉外知识产权保护 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知识产权都是核心资产。报告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涉外知识产权业务包括:协助外资企业在华申请专利、商标;协助中企在海外进行知识产权布局;处理跨国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参与国际技术转让谈判等。 特别是在技术进出口领域,涉及《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的合规审查,需要律师具备专业知识。近年来,一些技术出口项目因触及“禁止出口”红线而被叫停,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律师的事前把关价值凸显。 
(四) 律师如何抢占涉外业务高地? 第一,语言能力是基础。 涉外律师必须精通至少一门外语,能够熟练使用外语进行谈判、起草文件、参与国际仲裁。英语是基本配置,小语种(如日语、德语、西班牙语)则是加分项。 第二,专业领域要专精。 涉外业务涉及领域广泛,不可能面面俱到。建议选择一两个细分领域(如跨境并购、国际仲裁、出口管制)深耕,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市场需要的不是“什么都懂一点”的万金油,而是能在某个领域解决复杂问题的专家。 第三,建立国际合作网络。 涉外业务往往需要与外国律师合作。建议通过国际律师组织、专业论坛等途径,结识各国的优秀同行,建立稳定的合作网络。遇到涉及多个法域的问题时,能够快速找到靠谱的合作伙伴。 第四,关注国际规则动态。 DEPA、CPTPP、WTO改革等国际规则的变化,直接影响企业的合规要求。需要保持对国际规则的高度敏感,及时为客户提供预警和建议。建议定期阅读国际组织发布的报告,参加相关研讨会,保持知识更新。 第五,积累实务经验。 理论再好,不如实战。建议争取参与涉外项目的机会,哪怕是从小项目做起,积累一手经验。处理过真实的跨境交易,才能真正理解客户的痛点。 
五、写在最后 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告诉我们: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涉外法治将成为法律服务行业最重要的增长点之一。 对于企业而言,国际化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无论是要开拓海外市场,还是应对国际竞争,都需要专业的涉外法律服务支持。 对于我们律师而言,这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挑战在于,涉外业务对专业能力要求更高,竞争也更激烈;机遇在于,这是一片尚待开发的蓝海,先行者可以建立先发优势。 不要害怕国际业务的复杂性,正是因为复杂,才有律师的价值。如果我们提供的服务在网上就能查到,客户凭什么付费?正是因为我们在复杂问题上的专业判断和经验积累,才是不可替代的。 抓住涉外法治这个“新战场”,我们的执业之路将越走越宽。正如报告所言:“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作为法律人,我们也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这个全球化的新时代。 (本文作者为执业20年资深律师,未完待续。下一篇将解读第五大核心法律服务机会:民生与社会治理领域的“普惠性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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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 秦文生
编辑 | 潘晓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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