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发言主要观点：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目前，全国31个省份均已结束地方两会，并发布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些报告不仅确立了“十五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目标，勾勒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也明确了2026年经济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和重点任务。

我阅读了一些地方的报告，总体感觉是，各地正立足于自身实际，逐步改变过去单纯追求增长速度的传统做法，更加聚焦于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挖掘内需潜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并通过改革开放激发活力。可以说，中国经济的韧性正来源于地方经济的活力，各地描绘的发展蓝图和展现出的昂扬姿态，也为今年中国经济起好步、开好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刚才刘晓光教授的发言已经非常全面和具体，因此我不再逐一分析具体指标，而是从以下四个观察维度，分享我的一些体会。

一、稳中求进：增长目标的设定更加务实

回顾过去，地方在制定五年规划时，往往会在增长速度上层层加码。但从“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情况看，这一现象有了显著改观。31省市对于“十五五”期间及2026年当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都显得更为理性务实。据我粗略统计，约有14个省份将2026年增长目标定在5%左右，3个定在5%-5.5%之间，6个定在5.5%左右或以上，其余地方则定在5%以下，例如4.5%-5%。同时，相当一部分省份也强调，考虑到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将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的结果。

从各地的目标设置中，我有以下四个判断：

目标设定更为理性务实。正如刘晓光教授所言，按加权平均计算，31省市2026年的平均增长目标约为5%，较去年下降了0.3个百分点。这反映出地方在设定增长目标时，正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兼顾了发展的需要与现实的可能性。在追求量的合理增长的同时，关注点已更多地转向了质的有效提升。

为全国经济稳定发挥积极作用。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地方设定的增长目标对稳定全国经济大局至关重要。从经济总量排名前10位乃至前16位的省市来看，除广东设定在4.5%-5%外，其余省份的目标均在5%以上，有的甚至更高。这些经济大省的稳定，为确保我国全年经济增长实现合理目标增强了信心。

更加重视发展质量和效益。以经济大省广东为例，今年新春首个工作日便召开了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力求通过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从各省预期目标看，相当一部分省份设定了研发投入强度等质量型指标，例如上海提出4.6%左右，江苏提出3.42%。还有的省份确定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目标，尽管多数省份该目标低于GDP增速，但其设定本身就强化了对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考核与约束。

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持续优化。从预期增长目标看，中部省份（除山西外）普遍在5.5%左右，总体呈现领跑和加快发展的姿态；东部省份目标总体保持稳定，凭借其庞大的经济体量，继续发挥着全国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西部和东北地区则延续追赶态势，如四川目标5.5%，重庆5%以上，吉林5%左右。这种格局预示着区域空间结构将进一步优化。

二、内需主导：着力激活内需引擎

过去，地方在制定五年规划和年度工作时，重点往往放在供给侧和生产端。全国范围内供强需弱的局面，与此不无关系。从去年数据看，供给端（工业增加值、服务业增长）表现强于GDP增速，而需求端（零售、固定资产投资）则相对疲弱。要推动全国范围的供需再平衡，就需要引导地方在需求端发力。今年地方两会报告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多数省份将激活内需引擎列为首要任务，更加聚焦扩大内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并强调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双轮驱动。

在提振消费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这既要着力提高居民收入，也要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比重，以减轻居民负担、释放消费潜力。地方层面也出台了诸多具体举措，如北京提出研究制定城乡居民增收政策；上海、浙江、安徽等提出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

一个重要的积极变化是，各地今年普遍强调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北京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上海提出发展首发经济、夜间经济、直播经济、银发经济，丰富数字、悦己、邮轮等消费供给；江苏提出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当前，我国商品消费相对饱和，而服务消费潜力巨大，扩大消费的重点正逐步转向服务消费领域。而激活服务消费的关键，在于放宽准入、理顺服务价格，以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在更多细分领域增加优质供给，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在扩大投资方面，投资作为快变量，对推动经济平稳回升仍扮演关键角色。地方两会报告普遍强调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例如，北京提出“开一备三”的项目储备机制，并面向民间资本推介重大项目；上海提出全年完成重大工程投资2550亿元；广东提出投资增长5%左右的目标，高于其GDP预期，旨在推动形成市场主导、政府推动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三、创新驱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展至京津冀，上海扩展至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也位列其中。这一重要布局在今年的地方两会报告中得到了积极响应。

在长三角，上海明确要深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江苏提出要形成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功能；浙江强调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安徽则提出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并出台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方案。广东也对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作出新部署，涉及国家实验室和大型科技装置等。这些动向表明，科技创新正更加突出原始创新、源头创新以及基础研究能力的建设。

随着新科技革命和科学研究范式的深刻变革，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正向基础前沿前移。对此，各地也作出相应部署。如广东提出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力争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江苏依托苏州实验室、紫金山实验室提升基础科学中心能级；安徽提出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是又一个积极变化。

最后，31省份均高度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一个普遍现象是，各地对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集成电路、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以及量子科技、生物制药、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的追逐热情很高，几乎每个省份的报告中都有所涉及。我想指出的是，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人力资本、科研设施、大学及科研机构的要求极高，在空间上应具备更高的集中度，不可能也不应该遍地开花，一哄而上极易导致资源错配和重复建设，且由于其高投入、快迭代的特性，一旦失败，造成的资源浪费远大于传统产业。

因此，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地方政府应明确何为“有为”的边界。在我看来，政府真正的“有为”领域，在于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支持长周期、高风险的科学工程；加强竞争前研发环节的政策支持（如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放宽市场准入；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市场主体外部成本；严格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培育良好的创投风投环境和科技金融生态；以及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和人才供给。

我的基本结论是：通过促进科技创新要素流动，营造优良的创新生态，远比政府直接抓具体项目更为重要。只要创新生态改善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自然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新质生产力。

四、坚持改革开放：增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限于时间，我简要谈谈第四点。各地均对深化改革作出谋划，因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不仅需要政策发力，更需要改革加力，以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

地方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形成良好市场秩序。这对实现供需再平衡尤为重要，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扩大需求，也要下决心去除落后产能。当前，市场准入较为便捷，但退出机制不畅，“进易退难”的局面加剧了供强需弱。需要通过改革，建立过剩落后产能的有效退出机制。

二是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数据等新型要素的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

三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如广东提出深化省以下财税体制改革，推动资源要素向效率高、干得好的地方倾斜，并壮大地方税源。四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部分省份都强调对照世界银行评估标准，不断完善提升，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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