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三农”工作锚定方向。从稳守1.4万亿斤粮食产量底线，到构建常态化帮扶机制，再到培育乡村消费新场景，一系列部署环环相扣，勾勒出“稳粮、强基、活要素”的施政主线。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如何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让“中国饭碗”装得更满、端得更稳?如何让乡村消费新场景从“一时热闹”走向“长效发展”，真正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引擎?敬请关注本期乡村振兴。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三农”工作置于突出位置，明确提出“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等重点任务，为今年乡村振兴工作划定清晰路径。从粮食生产的理念转变，到常态化帮扶的模式优化，再到农村改革的深化推进，一系列部署彰显了国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农业农村发展根基的坚定决心。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并推动粮食生产从“单纯保产量”向“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协同推进”转变，这一转变标志着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农业具有食物保障、就业保障、生态环境等多重功能，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可持续发展是农业生产的三大核心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粮食生产偏重当年产量这一“流量”指标，容易引导农民采取过度使用农药化肥、透支地下水等短期行为，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地下水资源耗竭，形成农业生产领域的“内卷化”，不利于农业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协同推进”，本质上是在坚守粮食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实现三大核心目标的平衡发展——既关注当年产量稳定，更注重土地持续生产能力这一“存量”提升，破解短期增产与长期发展的矛盾。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但粮食供求紧平衡格局尚未改变，加之国际形势复杂演变、极端灾害多发重发，保障粮食安全仍需时刻绷紧弦。”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金融保险研究室负责人李冠佑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三协同”的部署体现了对粮食安全的系统考量：产量产能一起抓，核心是通过强化物质技术装备，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积蓄增产潜力，防止过度透支农业资源，确保产量持续稳定;生产生态一起抓，关键是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全过程，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在稳产增产的同时减少水土资源消耗，增加绿色优质产品供给;增产增收一起抓，重点是通过优化品种品质、强化政策支持，让种粮农民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激发其种粮内生动力，实现“种粮有收益、发展有奔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如何优化帮扶模式、整合帮扶资源，推动脱贫地区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
“过去五年的帮扶多为‘特惠’性质，聚焦脱贫户，属于过渡期的临时举措;而常态化帮扶则要求政策实现标准化、制度化、流程化、常设化。”冯兴元建议，原有的教育、医疗、住房等专项扶贫政策，可逐步并入城乡统一公共服务体系，实现政策并轨，避免特殊化的常态化安排。同时，要改变过去“逐年递减”“突击投入”的运动式帮扶模式，将帮扶资金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常规科目，保障帮扶的持续性。在金融支持方面，普惠农户贷款、低息助农贷款、乡村振兴票据、“防贫保”、“保险+期货”等模式，均可为帮扶对象提供有力支撑。此外，需区分易返贫致贫人口、边缘户和已稳定脱贫群体，建立标准化动态监测机制，在保障帮扶精准性的同时，提升帮扶效率、降低不必要成本。
“2026年是进入常态化精准帮扶新阶段的第一年，核心是坚持开发式帮扶，破解部分群众‘等靠要’思想，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动力。”李冠佑建议，在产业帮扶上，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精准定位主导产业，推动全产业链融合发展，加强品牌建设和科技赋能，培育具有地域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帮扶产业，避免“一窝蜂”发展和大起大落;在就业帮扶上，要强化有组织劳务输出，用好东西部劳务协作、就业帮扶车间、公益性岗位、以工代赈等渠道，培育特色劳务品牌，开展订单培训、定向输送，稳定就业规模、创造新的就业增长点。
持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破解要素流动壁垒、产业发展瓶颈，推动农村改革与乡村建设、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是加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关键抓手，也是《政府工作报告》对2026年“三农”工作作出的重要部署。
冯兴元认为，破解农村改革难题，需从要素流动和资源激活入手。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完成确权登记的前提下，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权同价，同时推动农村私人和集体资产权证化，依托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促进产权流转，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另一方面，要打破户籍与福利的强绑定，建立以“居住证+社保缴纳年限”为核心的公共服务获取机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全国统筹化解资金压力，让“新市民”真正享受市民福利待遇。此外，应鼓励城市退休人才下乡，为农村发展注入人力资本、社会网络资源等，助力乡村建设。
“深化农村改革是解决‘三农’发展矛盾的根本途径，‘十五五’时期需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李冠佑表示，一是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家庭农场和合作社质量，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二是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稳定财政支农投入，升级农村金融产品服务，发展多层次农业保险，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三是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坚持“引育留用”协同发力，创新人才培养、引进、激励机制，鼓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创业，满足乡村产业发展、建设和治理的人才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