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业融合发展的战略意义
从产业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制造业与服务业经历了由相互独立到逐步融合的发展过程。早期工业体系中，制造业主要承担生产与组装功能，而研发设计、售后服务等环节占比较低。产业间缺乏实质性交集。随后在20世纪后半叶，产业进入了“初步融合”时期，以日本汽车工业为代表的售后服务体系开始崛起，制造企业意识到通过产品生命周期末端的维护与支持可以显著增强竞争力。虽然这标志着服务开始作为产品的增值附属品出现，但此时的融合仍处于浅表层，并未触及生产制造的核心逻辑。步入21世纪初的信息化时代，两业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得研发设计、供应链物流等专业化服务不再是外部点缀，而是深度嵌入制造流程，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聪明大脑”和“动力源泉”，这一时期典型的“微笑曲线”效应显现，价值中心明显向前端研发和后端服务两轴偏移。
从理论逻辑来看，两业融合对制造业升级起着基础性和驱动性作用。制造业要实现高附加值、智能化和绿色化，单靠自身能力难以突破，必须依赖研发设计、技术服务、金融和物流等现代服务业的融入。过去，制造业价值链线性运行过程中研发、生产、销售环节相互割裂，且服务只作为辅助环节。随着生产性服务渗入制造流程，研发设计引领创新、技术与供应链服务，价值链逐步向生态化和平台化转型。正是在这种互动下，新模式和新业态不断涌现，如智能工厂、全生命周期管理、科技服务制造等，推动产业效率和经济增长同步提升。这一逻辑清楚地显示，创新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制造—服务融合的闭环网络中持续迭代和强化。
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明显的转型压力：传统模式下，企业增收不增利、产能过剩，内卷现象普遍存在。两业融合为企业困境提供了新的解决办法。例如，一些制造企业通过引入研发设计、技术服务和供应链协同，能够在生产环节解决效率瓶颈，同时提高产品附加值。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为其检验效果提供了应用场景。此外，提升服务业比重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在制造环节嵌入服务业，企业不仅能够提高经营效率，也为培育新动能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下基础。
从国际竞争角度看，全球产业竞争已不再局限于单一产品，而是延伸到整个产业链和产业生态。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可以延长产业价值链，提升上下游协同效率，使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高附加值环节。微笑曲线理论指出，研发设计和售后服务创造的价值最高，而生产和组装附加值相对较低。两业融合让企业能够在研发和服务环节加大投入，从而提高整体竞争力。此外，随着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企业需要探索符合国际规则的服务模式和标准。制造与服务协同发展，让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更好地参与规则制定，增强战略话语权。
二、我国两业融合的发展趋势
早期我国的两业融合更多停留在理念层面，企业实践较为零散。近年来，国家层面逐步加强政策引导。例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多次提到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释放出明确的政策信号，表明两业融合正在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在地方层面，一些地区也开始探索具体路径，例如广东省发布的两业融合白皮书，对融合发展的重点领域、典型模式和实践路径进行了系统梳理，为企业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参考框架。广东省不仅在宏观层面提出了协同发展的概念与方向，更出台了极具含金量的财政举措。在资金支持方面，广东明确了未来三年内贴息贷款总额达到6000亿元的宏大计划。针对两业融合的重点项目，财政贴息政策能够精准覆盖到单个企业，符合条件的企业最高可获得2000万元的财政贴息支持。除此之外，北京、山东、安徽、湖南等地区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在政策推动和地方实践的共同作用下，部分企业开始在智能制造、工业设计、现代物流等环节尝试融合实践，通过在生产、设计与服务之间建立协同机制，为进一步深化两业融合奠定了基础。
其次，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的需求更加迫切。以广东为例，由于本身是高技术制造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对研发设计、技术服务和供应链协同等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更为突出。
第三，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向服务经济主导阶段转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发展中国服务，这些服务包括了科技服务、信息技术、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而服务经济的主导地位不仅仅是体现在GDP的占比上，还体现在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上。它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会进一步推动我们服务业在经济当中的占比。由此可见，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正在与制造业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服务业从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第四，两业融合推动产业发展方式由传统产业集聚转向“制造+服务”的协同生态。随着工业互联网和数字平台的发展，产业协同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而更多表现为数字化和平台化的产业生态。
综上所述，新业态和新模式正在成为两业融合的重要载体。
三、两业融合面临的主要挑战
尽管两业融合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推进过程中仍面临一些现实困境，需要在技术、要素、产业结构和制度层面进一步突破。
首先是技术层面的衔接问题。制造业与服务业在数字化基础和技术体系上长期形成各自的运行方式，数据标准、系统架构和平台接口并不完全一致。在实际融合过程中，不同企业之间的数据往往难以直接共享，一些系统之间也难以顺畅对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研发和服务环节之间的信息流通效率，也限制了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化平台的协同作用。
其次是要素供给方面的不足。两业融合不仅需要制造技术，还需要数字技术、服务管理等多方面能力，这对人才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目前既了解制造流程、又掌握数字技术和服务运营的复合型人才较为稀缺。同时，一些生产性服务企业以技术和服务能力为核心，资产规模较小，在融资渠道和资金支持方面相对有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与制造业深度合作和规模化发展。
第三是产业结构匹配度不高。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发展仍不均衡，高端服务供给相对不足。一些服务企业提供的内容同质化较为明显，技术含量和专业化程度不高，与制造业转型升级所需要的研发设计、技术支持和专业服务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这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匹配，使得部分制造企业在寻找高水平服务资源时面临较多困难。
第四是制度和治理层面的分割。两业融合正面临深层体制性障碍，核心表现为政策壁垒与监管模式的滞后。现行监管体系仍停留在传统的“二元分立”状态，即制造业与服务业在管理权限、资质认定及行业标准上处于分割状态。这种分立模式直接导致了“资质壁垒”问题：当制造企业试图向服务领域延伸时，往往因缺乏服务类业务的专业资质而面临障碍，限制了其拓展全生命周期服务的能力。与此同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不足也是制约融合的关键制度因素。由于现代服务业（如研发设计、技术服务及基于人工智能的预测性维护等）涉及大量的技术方案与数据流动，若缺乏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将直接削弱企业在服务创新方面的投入意愿。
四、应对两业融合困境的解决办法
针对上述问题，杨教授提出应从政策引导、技术赋能、融合生态和制度改革等方面推动两业融合。
在政策引导与地方实践的落地上，两业融合作为产业演进的新坐标，其深远意义不仅在于理念的创新，更在于政策红利与市场实践的共振。自2019年国家发改委发布指导意见以来，两业融合在我国尚处于起步后的加速期，由于其概念较新且涉及跨界协同，精准的政策引导便成了企业转型路上的“指南针”。以广东省发布的白皮书为例，地方政府已不再停留于宽泛的号召，而是深入产业肌理，明确了科技服务、工业设计、平台服务、质量服务、现代物流及节能环保等与制造业深度集成的关键领域，这实际上为企业圈定了未来深耕的价值洼地。同时，政策的导向性也体现在对新商业模式的塑造上。通过对智能工厂、总包集成、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模式的重点培育，政策成功地将抽象的融合理念具象化为可操作、可复制的行业样板。这种引导机制的核心价值，在于它让处于转型迷茫期的制造企业和服务机构看清了努力方向，推动产业协作由自发零散转向有组织的生态构建。
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推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例如通过智能系统实现设备故障预测和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
在两业融合的生态构建上，其核心逻辑在于由单一的“企业竞争”转向全方位的“生态协同”。这种生态并不是无序生长的，而是依托龙头企业的战略牵引，将上下游的制造与服务环节有机串联。在实际落地中，各地已经探索出几种极具参考价值的模式。首先是延链模式：它立足于产业链的纵向延伸，推动制造企业向研发设计等前端服务和售后运维等后端服务两翼扩张，打破传统产值的线性边界；第二是强链模式：通过引入高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业，补齐产业链中的关键短板，从而提升整条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与核心竞争力；第三是嵌入式模式：这种模式更强调“润物细无声”的融合，即在原有的制造流程中精准植入智能系统、现代金融或智慧物流等专业服务，通过服务要素的深度渗透，实现生产效率与附加值的实质性跃迁。
强化人才保障，针对当前既懂技术又懂运营的复合型人才短缺问题，应完善跨学科人才培养与技能培训体系，建立健全与之匹配的人才评价机制，为两业融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制度层面，遵循经济学的底层规律。首先，必须锚定“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资源配置原则。两业融合绝非单纯的政策“盆景”，其实质是制造业在发展到特定阶段后，为提升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而产生的内生需求。应鼓励企业自主探索融合模式。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关注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更应重视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的创新灵活性。通过政策衔接，让中小企业的尖端服务能力与龙头企业的产业链深度耦合，才能真正激发融合发展的微观活力。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核心任务是降低产业边界模糊带来的制度成本。两业融合意味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这要求生产要素能够跨行业、跨区域自由流动。然而，当前的“二元分立”监管体系形成了隐形的信息壁垒与行政隔阂。对于企业而言，跨界融合往往意味着高昂的搜寻、谈判与资质认定成本。因此，破除部门分割、打通信息壁垒，不仅是行政层面的减负，更是为了建立一套跨界的信任机制与标准体系，让制造企业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高端的服务支撑。
清晰的产权界定与有效的激励机制是创新投入的动力源泉。两业融合涉及大量技术服务、研发设计及基于人工智能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这些新业态背后潜藏着复杂的知识产权问题。如果没有明确的产权保护，企业将丧失长期投入的动力。只有界定好“谁创新、谁受益”，建立起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激励结构，市场主体才有动力在融合领域进行更好地发挥。
治理模式需实现从“管行业”向“管场景”的范式转型。两业融合的广度与深度，本质上取决于制度供给的有效性。传统的按行业归口管理的模式，已难以适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业态现状。正如“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所强调的，我们要深化监管改革，健全适应业态融合的跨部门、跨行业审批监管模式。这意味着未来的治理逻辑应围绕具体的“应用场景”展开，构建包容审慎的监管框架。
中国经济导报：2025年和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对两业融合在表述上有了一定的转变，您提到这个转变是政策焦点已经从单一的业态培育转向全链条、全生态协同，那么请您解释一下就是说从哪些维度理解单一的业态培育转向全生态协同？
杨继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与去年相比，删掉了“服务型制造”这个表述。这个变化反映了我们对两业融合理解的升级。过去我们更多关注服务型制造本身，强调制造环节，而现在两业融合不仅包括服务型制造，还涵盖制造向服务领域的延伸。制造和服务互相促进，形成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说明我们在概念上已经更加系统和全面，不再停留在单维度的理解，而是形成了双边互动的视角。从价值形成的角度来看，过去我们关注的价值主要是线性链条上的创造，通过制造加服务来实现价值。而现在，两业融合的本质是生态化重构，强调新模式和新业态的互动。价值链不再局限于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的单链条，而是以用户需求为中心构建生态价值。在这种模式下，很难再明确区分制造业和服务业，关键是通过互动形成整体价值，这也体现了我们对价值形成机制理解的转变。从政策落地的角度来看，过去的试点多聚焦服务型制造，而现在政策重心已经从单点向全局扩散。不仅继续支持服务型制造，还探索两业深度融合的新模式和新业态。政策手段也不再局限于财政支持，还包括引导和破除两业融合壁垒等措施。这说明在实践层面，政府推动两业融合的力度更全面，也更系统。
总体而言，我认为政府工作报告的调整，体现了我们对两业融合的理解正在升华。概念更加系统，价值逻辑更生态化，政策支持更加全面，这为我们在实践中推动两业融合提供了战略和制度基础，也指明了未来深化发展的方向。
中国经济导报：2020年开始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出40个区域和80个企业，组织开展了两批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试点工作开展以来，120家国家级试点单位立足于区域特点和行业特色，自主开展试点示范取得显著成效。请问据您了解，两业融合目前主要难点和堵点在哪里？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
杨继东：两业融合现在面临的挑战和堵点比较多。总结下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首先是结构性障碍。现在两业之间的匹配程度还不够高，有的时候服务业融入制造业的深度不足，尤其是在高端服务领域。例如，先进制造业需要一些高端设计支持，但相应服务供给不足，这就体现出结构性的矛盾。第二是制度性障碍。两业在标准体系、监管体系，甚至统计评价体系上存在差异。过去两业是分开统计和管理的，但在融合发展过程中，我们缺乏针对融合的统一统计和评估方法，这也给政策落地和企业操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第三是要素供给问题。金融如何支撑两业融合、复合型人才的短缺等，都是现实中的困难。当前我们缺少既懂制造又懂服务和数字技术的跨界型人才，同时金融等要素对一些融合项目的支持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第四是区域协调问题。不同地区的产业基础不同，有的地区制造业发达，有的地区服务业更强，一些高科技公司或金融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上广等城市，而沿海或内陆制造业地区的融合推进还存在协调难题。区域间不平衡也成为推进两业融合的一个实际障碍。除此之外，还有技术方面的挑战。比如在推广“人工智能+”行动时，涉及算法、算力以及数据安全等问题，这些技术性问题也会对融合进程形成制约。
针对这些挑战，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第一，要进一步深化两业融合试点。通过试点园区和示范企业积累经验，再推广到更多企业和区域，这本身就是推动融合的重要抓手。比如北京已经在生物医药制造和医疗健康服务上做了探索，将医药制造与健康服务结合起来，形成了有代表性的实践经验。第二，要推广新业态和新模式，包括智能工厂、共享工厂、工业互联网和协同制造平台。在推广过程中，还要补齐一些“卡脖子”的技术，比如工业软件或底层算法，让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制造和服务融合。第三，是要素保障。两业融合的发展离不开资金和人才的投入。资金相对容易解决，但人才培养还需要做一些探索和调整，因为传统的人才体系主要服务于单一产业，而融合发展要求跨界复合型人才。最后，要注意风险。企业推动融合属于创新活动，会面临投入与回报不确定的风险。国家层面看，两业融合涉及产业结构和升级转型，也可能出现分配问题：领先企业可能发展更快，而传统企业可能受到冲击。此外，人工智能和服务深度融合也可能对现有劳动力结构造成影响，就业和数据安全等问题都需要提前考虑和应对。
总的来看，这些都是两业融合过程中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也为我们未来的政策制定、技术应用和企业实践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