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看国际格局新变:涉外法律视角下的中美、中日博弈与企业出海合规路径丨威科先行

作者丨彭一博

机构丨北京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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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我国涉外工作的部署，核心围绕“稳环境、防风险、促合作”展开，明确2025年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进展、两国元首会晤达成重要共识，外部高压环境得到实质性缓和；同时强调“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直指日本在历史认知、领土主权、经贸规制等方面的挑衅行为。这一“一缓一紧”的国际格局，直接影响企业出海的布局方向，也对涉外律师实务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再是单纯的案件代理、合同审查，而是要深度介入企业出海全流程，提供“合规防控+风险预警+争议解决+动态调整”的一体化法律服务。

结合相关行业信息，近年来涉外案件呈现两大趋势：一是中美相关案件从“对抗性维权”向“合规性筹划”转型，关税合规、CFIUS审查、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等业务需求激增；二是中日相关案件从“商事纠纷”向“复合型风险应对”延伸，涉及海洋权益、技术壁垒、美日同盟裹挟下的双重合规等新型案件频发。基于此，本文结合具体实务场景，解读国际格局新变下的涉外法律博弈，梳理企业出海合规实操要点。

政府工作报告对中美经贸磋商成果的强调，本质上是确认了中美关系从“高强度对抗”向“法治化协商”的转变，这种转变为涉外律师实务带来了结构性机遇，同时也明确了合规服务的核心重点。

此前，中美贸易摩擦集中于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单边加征关税等领域，律师实务核心是代理企业参与应诉、提交抗辩材料。随着中美关税措施逐步规范、“301调查”滥用收敛，贸易合规实务重点转向主动筹划，具体操作包括三方面：

一是关税合规筹划，结合中美关税减让共识，协助企业梳理进出口产品归类、原产地认定，优化供应链布局，规避关税叠加风险。例如，针对中美关税优惠清单内的产品，协助企业完善原产地证明材料，确保符合关税减免条件，降低进出口成本；对仍受关税限制的产品，提供转口贸易合规方案，明确转口流程中的法律边界，避免因“规避关税”被认定为违规。

二是出口管制合规，重点审查企业出口产品是否涉及美国《出口管理条例》（EAR）管控的技术、设备，协助企业完成出口许可申请、最终用户审查，建立出口管制清单筛查机制，避免因违规出口被列入“实体清单”。实务中，需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清洁能源等敏感领域，定期排查供应商合规资质，防范供应链传导风险。

三是海关合规实操，协助企业规范报关流程，完善海关申报材料，应对海关稽查。结合实操经验，常见风险点包括申报价格不实、归类错误、原产地虚假申报等，律师需协助企业建立海关合规内控机制，定期开展合规自查，对已发生的海关违规事项，及时制定整改方案，降低行政处罚风险。

中美双向投资限制放宽后，跨境并购、股权投资活跃度显著提升，律师实务核心是协助企业应对投资审查、搭建合规架构，具体操作重点的有两点：

一方面，精准应对CFIUS审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结合行业前沿信息，CFIUS审查的核心关注点是“国家安全”，涉及高科技、能源、基础设施、数据等领域的投资，审查通过率较低。实际案件中需在投资前期开展全面法律尽调，识别审查风险点，例如，企业是否涉及敏感技术、是否与美国政府机构有合作、是否存在数据跨境传输风险等；针对高风险项目，协助企业调整投资方案，例如，剥离敏感业务、降低持股比例，或提交审查豁免申请，全程跟进审查流程，及时回应审查疑问。

另一方面，搭建跨境投资合规架构。协助企业设计合理的海外公司架构，兼顾税务合规、外汇合规与风险隔离，例如，通过设立中间控股公司，优化投资退出路径，降低跨境交易成本；同时，协助企业完成境外投资备案、外汇登记等手续，确保投资流程符合中、美两国法律规定，避免因备案不全、外汇违规导致投资失败。

中美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深化，带动知识产权法律服务需求升级，律师实务重点集中于两大板块：

一是跨境知识产权布局，协助企业在中美两国开展专利、商标注册，梳理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防范专利侵权、商标抢注风险。实务中，需重点关注中美知识产权法律差异，例如，美国专利审查采用“先发明制”，中国采用“先申请制”，律师需协助企业调整布局策略，确保知识产权在两国均得到有效保护；同时，针对标准必要专利，协助企业参与专利许可谈判，明确许可费率，避免专利侵权纠纷。

二是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代理企业处理中美之间的专利侵权、商标侵权、商业秘密侵权等案件。此类案件的核心是证据固定与法律适用，需协助企业收集侵权证据，梳理中美知识产权法律条文及司法实践差异，制定针对性的抗辩策略；同时，积极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通过调解、仲裁等方式化解纠纷，降低诉讼成本，维护企业知识产权权益。

需明确的是，中美关系缓和具有阶段性、有限性特征，实务中需警惕三大风险：一是美国国内政治变动导致的政策反复，例如，国会立法激进倾向、行政裁量权扩大，可能导致出口管制、投资审查政策收紧；二是高科技领域的法律博弈仍将长期存在，敏感技术出口、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的合规风险始终存在；三是第三方制裁风险，美国可能通过“次级制裁”，限制我国企业与美国关联企业的合作。

对此，律师需协助企业建立动态合规机制，定期跟踪中美法律政策变动，更新合规清单，开展合规培训；针对突发合规风险，制定应急处置方案，例如，企业被列入“实体清单”后，协助企业梳理合规整改方向，申请移除清单，降低损失。

政府工作报告“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的表述，明确了我国在中日关系中的立场，也折射出中日之间围绕战后国际秩序、领土主权、经贸规制的博弈将长期存在。结合中日跨境贸易相关信息，企业对日经营面临的法律风险具有长期性、尖锐性特征，律师实务重点是风险防控与纠纷化解，具体从四大实务场景展开。

日本在钓鱼岛及其附属海域的非法挑衅，极易延伸至商事领域，引发渔业合作、海上运输、海洋工程等相关纠纷。实务中应重点协助企业做好两方面工作：

一是合同条款的合规设计，在涉海合作合同（如渔业捕捞、海上运输、海洋油气开发）中，明确适用法律、争议解决机构、管辖权条款及责任分担机制。例如，约定适用中国法律或国际法，选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作为争议解决机构，避免因日本单方面主张导致管辖权争议；同时，设置风险免责条款，明确因领土争议、行政干预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责任归属，降低企业损失。

二是纠纷应对实操，针对已发生的涉海商事纠纷，律师需坚守国家立场，依托《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结合中、日两国法律规定，制定抗辩策略。例如，针对日本相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协助企业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质疑处罚的合法性；针对合同违约纠纷，积极收集证据，通过仲裁或诉讼方式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日本在半导体、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频繁滥用技术性贸易壁垒、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出口管制等手段，给我国企业对日出口带来极大挑战。实务核心是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具体操作包括：

一是提前开展产品合规评估，结合日本的技术标准、环保认证、进口许可等要求，协助企业梳理产品合规要点，完善产品检测报告、认证材料，确保产品符合日本市场准入标准。例如，针对日本的环保认证要求，协助企业完成相关检测，获取认证证书，避免因认证缺失被拒绝进口。

二是代理企业参与反倾销反补贴应诉，结合日本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流程，协助企业提交应诉材料、抗辩意见，梳理企业生产成本、出口价格等证据，证明企业出口行为不存在倾销、补贴情形；针对已作出的反倾销反补贴裁决，协助企业提起复审，争取降低反倾销税率或撤销裁决。

美国为维系亚太霸权，纵容日本突破战后法律约束，推行经贸单边主义，美日联合实施的技术封锁、投资限制，使我国企业对日合作面临双重合规风险。实务中需协助企业构建双重合规体系：

一方面，应对日本国内合规要求，重点关注日本《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反垄断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协助企业完成出口许可、投资备案、个人信息保护合规等手续，避免因违反日本法律被处罚。例如，针对日本的个人信息保护要求，协助企业建立个人信息收集、存储、传输的合规机制，确保符合日本法律规定。

另一方面，防范美国次级制裁风险，协助企业排查与美国关联企业的合作，梳理合作流程中的合规风险点，避免因与美国制裁清单内的主体合作，被美国实施次级制裁；同时，协助企业制定制裁风险应对方案，一旦面临制裁，及时调整合作模式，降低损失。

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对历史的否认，极易引发民间情绪波动，进而导致中日民间经贸合作破裂、合同违约、商誉侵权等纠纷。实务中应重点协助企业完善合同条款，防范此类风险：

一是在长期合作协议中，设置情势变更条款、解约条款与止损条款，明确因民间情绪波动、舆论危机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处理方式，约定合理的解约补偿机制，降低企业损失；二是针对品牌合作、市场推广等业务，协助企业制定声誉风险应对方案，明确出现商誉侵权时的维权路径，及时通过法律手段维护企业品牌权益。

结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及涉外律师实务经验，面对国际格局新变，涉外律师需立足实务、精准发力，同时律所需优化业务布局，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具体可从四方面推进。

律所及涉外律师应结合中美、中日法域的法律特点与企业出海需求，打造定制化合规服务产品，摆脱传统“单一案件代理”的模式。例如，针对赴美企业，推出“关税合规+CFIUS审查+知识产权布局”一体化服务；针对对日企业，推出“技术合规+贸易壁垒应对+双重合规”专项服务。同时，结合企业行业特点，细化服务内容，例如，针对高科技企业，重点提供技术出口合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针对外贸企业，重点提供关税筹划、海关合规服务，提升服务的针对性与实操性。

涉外律师需深耕中美、中日跨境案件代理实务，熟悉两国法律体系、司法实践、争议解决规则，提升案件代理能力。一方面，加强对新型涉外案件的研究，例如，数据跨境合规纠纷、美日联合制裁相关案件，总结案件代理经验，形成标准化代理流程；另一方面，秉持多元化争议解决理念，优先运用仲裁、商事调解等非诉讼方式化解纠纷，熟悉CIETAC、ICC、日本商事仲裁协会等机构的规则，协助企业选择高效、可执行的争议解决方式，降低维权成本，实现法律效果与商业效果的统一。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勾勒的国际格局新态势，为涉外律师实务带来了新机遇、新挑战。中美关系阶段性缓和，推动涉外法律服务从“对抗性维权”向“合规性筹划”转型；中日博弈凸显，要求涉外律师强化风险防控与纠纷应对能力。身为律师，应立足实务、坚守专业，紧扣政府工作报告精神，精准把握国际格局变化与法律政策导向，以定制化合规服务、高效的案件代理、完善的风险防控，护航企业稳健“走出去”；作为律所，应优化业务布局、加强人才培养、推动行业协同，提升涉外法律服务水平。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律师行业的专业优势，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为中国企业、中国法治争取更多权益，彰显法律行业的专业价值与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