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救荒议
这是知县秦应鸑写的报告。光绪版《青阳县志》（卷二，职官志）称他是“慈溪县人，由举人（于）万历十六年（1588）任，升马湖府同知”。该县志（卷二，祥异志）记道“万历十六、十七、十八，连岁大饥”。他自己在《救荒议》中说，“余自戊子春（1588）从中州来，见饥荒者无算，心为恻然”，也就是说他万历十六年到任青阳，正遇到大饥荒时代，灿烂的心情顿时被满目饿殍所压抑。
据史料记载，万历十六年陕西、山西、河南、南京、浙江大饥疫，人死无数。次年南京、浙江、江西、湖广还是大旱，大饥荒。不独池州青阳闹饥荒。有饥荒，饥民没有生路就要造反，江南很多饥民就跟着起义首领刘汝国，在太湖、宿松、黄州等地夺地主粮食，散发灾民，队伍发展至数万人。秦应鸑一到青阳，发现这里的饥荒比中州还要严重，很多家庭缺粮断食，粮食价格涌贵，已经由一石三钱涨到六钱以上，舆情汹汹可惧。他“蒿目焦心”，首先要解决饥荒问题，拿出五个应急办法：
申请库银三百二十两买稻子，亲自下乡散赈；
劝富民施舜臣、章邦用、袁德厚等共捐谷物二千多石；
煮粥施约；
给散谷种；
所有粮差赋役，尽数缓征。
当时他来不及请示，“亟发库银四百余两，募米商王昊、黄天五等往外江买谷，运至城市中，又发银东乡管埠、西乡五溪、北乡浇湖各乡买稻。稻各凑集，谷价顿平，渐减至三钱而止”。几套组合拳下来，从二月初一到四月底，帮助青阳灾民度过了青黄不接时期，“救活甚多”，“此年民染疫者亦少矣”。蔡应鸑结合自己的救荒工作经验，对传统的救荒办法进行了总结，分析了调库银外买稻米的利弊，重点讨论了以下三种做法：劝借之法、施粥之法、积谷之法。
劝借之法，就是劝富民向缺粮食的人出借或出贷。他认为这解决不了粮价高涨问题，“是教饥民攘臂以相夺”。施粥之法，是动用官仓支出粮食，令里排上报饥民人数，选仗义乡老支领稻谷操办，在人烟密集处立厂煮粥，就近散粥给食，每人三碗。对外地流民给一碗。当时青阳设了九十二处散粥点，大都设八九处，小都设五六处。积谷之法，则是蔡应鸑重点介绍的救灾之策。
他写道，提前要求十七都图，上报实际田册，要求地主每百亩储积谷物二十石，然后二百亩、三百亩、及至千亩，以此类推。积累下来，民间储备粮食可达万石。这需要造册送查。待次年春夏青黄不接时，按原价适当提高利息，在官府组织下，各都各甲自相籴粜。所谓籴是买进粮食，粜是卖出粮食。他说这不同于“社仓”收百姓之稻入公的做法，这是百姓自救。他的经验是，未荒之前，令民自己积谷，官方掌握数字，以便后面组织籴粜。临荒之年，官府开仓发稻，“令民遍处煮粥，以便就食”。按这个做法，积谷之法和施粥之法具有互补作用，确保灾年可度。这套办法看来效果不错，“及十七年果又荒灾，赖前年有积谷之令，且大有麦，此年饥而不害。十八年仍行积谷之法，岁又大饥，顾民间自为荒计者，亦以预备。”光绪版县志（卷四，懿行）记载，十三都的鲍东，业田仅仅百余亩，依然勤俭积谷，到万历二十二年又遇到大灾，他居然还能出谷五百石赈济乡族。
秦应鸑议文中提到曾动员“施舜臣、章邦用、袁德厚等共捐谷物二千多石”，县志里没见此三人的相关记载，只提到九都人吴文元在万历戊子年（即万历十六年）捐谷数百石以赈灾。
最后他写道：“余因亲履其事，谩为之议，以待后之采择者。”如此看来，这篇奏议，是秦应鸑知县的救荒工作总结交流报告，是希望能给后来者提供一些参考经验。赈灾的工作耗费了秦知县的大量精力，灾年之下县里的微薄财力也无法大搞面子工程。但他还是咬紧牙关，在万历十八年挤出资金加高了县城北隅，万历十九年重修了县治正厅。
秦应鸑入祠配祀了吗？未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