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向人民报告 这是宪法最深沉的姿态|焦洪昌教授释宪法中的“”

在汉语宪法学的语词谱系中，“报告工作”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词。它不像“产生”那样带有创生性的仪式感，也不像“监督”那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力量。它朴素、具体，甚至有些事务性。但正是这个词，在中国宪法的文本变迁与制度实践里，承载了一段关于权力归属、法检独立与民主监督的深邃叙事。

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曾说，语言不仅传达可交流的内容，而且通过言说本身使事物进入存在。“报告工作”这四个字，恰恰经历了这样一个从文本到实践、从休眠到激活、从形式到实质的进入存在的过程。这条线索，串联起中国宪法文化从条文走向人心的完整轨迹。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票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的第80条与第81条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这是“报告工作”在宪法文本中的首次亮相。制宪者的叙事逻辑清晰而有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审判权与检察权作为派生权力，必须定期向权力的源头述职。这是民主集中制在司法机关身上的自然延伸，也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制度载体。

毛泽东在论述“五四宪法”时说过，这部宪法使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人民感到有明确的道路可以走。“报告工作”正是这条轨道上的重要路标。它告诉司法机关，你们从哪里来，要向谁负责。

然而，历史常常在文本与现实的缝隙中显出它的残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副主任阚珂通过细致的史料考证，揭示了一段被遗忘的宪法实施史。从1954年到1978年的25年间，全国人大共召开12次会议，而两高向大会报告工作仅仅发生了2次，分别是1957年第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和1963年第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甚至做出正式决定，不对本次大会作工作报告，理由听起来有些合理，距离上次报告仅时隔半年，事情不多。

这段休眠的历史，向后来的制宪者抛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追问。如果宪法条文写得很漂亮，却无法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运转，那么文本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一直悬在1982年修宪者的头顶。

1980年，北京玉泉山。宪法修改委员会正在紧张工作。一个核心争议摆在案头。1954年宪法规定了两高报告工作，但事实上几乎从未执行。如果继续这样规定，宪法会不会因为屡屡被违反而失去它的神圣性？

最后的方案出人意料。1982年宪法第128条、第133条只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删去了“报告工作”的字样。这不是制宪者的疏忽，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留白。

参与宪法修改工作的张友渔对此作出了关键性解释。他说，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性质不同，可以作工作报告，也可以不作工作报告，根据实际需要决定。不宜硬性规定两院必须作工作报告，但也不能硬性规定不作工作报告。

张友渔进一步阐明了背后的宪理。国务院是执行机关，人大决议需要它去落实，所以必须定期报告、接受指令。而法院、检察院是独立行使职权的机关，任务是依法裁判，而非执行人大的具体决定。如果硬性规定每年报告工作，容易导致人大对司法个案的不当介入，从而损害宪法确立的“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这两项基本原则。另一位参与修宪的学者肖蔚云则从技术层面补充，宪法没有写报告工作，意味着报告工作具有灵活性，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写道，词的用法是由语言游戏中的角色决定的。在那个历史语境里，“报告工作”的留白正是一场深刻的语言游戏变革。它试图在“人大至上”与“法检独立”之间划出一道微妙的缓冲区。彭真在主持修宪时反复强调法院独立审判、不受干涉，与张友渔的灵活解释构成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司法机关不能脱离人民的监督；另一方面，监督必须尊重司法规律，不能变成个案干预。

宪法文本的留白并不意味着制度的悬置。恰恰相反，从1983年开始，两高实际上每年都向全国人大会议报告工作，至今从未间断。这是一种宪法惯例的生成。尽管宪法没有说“必须”，但为了体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政体精神，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自觉地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接受代表的检阅。

这一惯例最终在198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和历次《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中完成了入法转变。从宪法留白到法律明定，这条路走了近二十年。

而真正让“报告工作”从形式走向实质的，是2001年发生在地方人大的一次标志性事件。那一年，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未获通过。这是中国人大历史上的首例。此前，该院多名院领导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代表的愤怒在按下表决器的那一刻集中爆发。

“未通过”之后怎么办？宪法和法律都没有规定后续程序。大会主席团当场紧急研究，作出了权宜决定，责成市人大常委会对报告继续审议，并将结果向下次大会报告。后来有学者指出，这个决定严格说来与《地方组织法》存在一定出入。但正是在这片法律空白里的探索，催生了真正的制度创新。三个月后，该市人大决定召开临时会议，不是重审那份已被否决的旧报告，而是听取法院整改情况和新一年的工作安排。新报告最终高票通过。

宪法学家许崇德评价说，这是一个进步。韩大元则说，这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标志性事件。这个事件的真正意义超越了地方政治本身。它向所有司法机关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如果你不向人民负责，人民代表就有权让你不过关。那个曾经只是走过场的“报告工作”，从此变成了一把真实的尺度。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回望“报告工作”的制度演进，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上升曲线：从五四宪法的写入但休眠，到八二宪法的留白而激活，再到新时代从形式走向实质。

新时代的“报告工作”已经不再仅仅是汇报成绩。在2026年的全国两会上，两高的工作报告写入了大量典型案例，同时检视了存在的不足与成因分析，特别是人民对司法公正、权威、高效的期盼。对报告的重视，也体现在会前走访、会中记录、会后落实、次年反馈的完整链条中，真正转化为制度完善的动力。

每年春天，当那一声“现在，我向大会报告工作”在人民大会堂响起时，它不是一句仪式性的开场白，而是一场跨越七十余年宪法对话的回响。一个词语的旅程也告诉我们：宪法的生命和温度不在凝固的文本，而在流淌的实践，在躬身作答的诚意。权力向人民报告，这本身就是宪法最深沉的姿态。

附篇

我学会发微博和微信，都是何兵教的。

2012年12月11日下午，法学院在913会议室开会。中间休息时，大家闲谈，不知怎么就说到了微博。我说我从没用过。何兵听了，惊讶得不行。他是网络大V，粉丝无数，便自告奋勇要帮我申请一个。他拿过我的手机，手指翻飞，一边操作一边讲解，像师傅带徒弟。不多时，账号就建好了，取名“法大焦洪昌”。他又在线上做了推介，我算正式入网了。

五天后，我写了第一篇博文：“你相信有神明吗？我是信了”。一百四十个字，竟获几十个点赞、评论。以往发表言论需要审批，而今自己成了主编，真正体会到了“表达自由”。尝到甜头后，我几乎每天写一篇，共坚持了五年。一次过生日，在出版社工作的弟子蒋橙，把我的文字结集，微印成书送我。扉页上写着：“一则故事，点滴中凝结感悟；一杯小酌，微醺时显露洒脱；一阵谈笑，幽默间道出至理；一段情愫，古今里话起沧桑。串起记忆，静静流淌。”我捧着那本小书，心里竟有些感动。原来那些零碎的文字，也能串成一条细细的河。

2018年7月10日，同样在913会议室，我向何兵抱怨，微博虽好，但只能发一百四十个字，表达太受限制。他说现在流行微信了，一次能发两千字，传九张图片。接着又熟练地帮我申请了微信号。不久我在上面发了第一篇小文“足迹”，记述陈光中先生位于南溪江畔白泉村祖宅的情形，获得三百多人点赞、评论。

我最早知道何兵这个名字，是“刘燕文诉北大不授予学位案”。他与何海波作为刘燕文的代理人，与学校对簿公堂。那时他俩还是博士生。何兵的总结陈词深深打动了我：“我们不是无生命的物品，可以被随意处置，我们是法律上一个个大写的人！”那句话，像钉子一样钉在我心里。

后来我俩成了同事。他住回龙观，我住西三旗，从昌平上完课，我会顺路送他一程。闲谈时，我发现他特别关注公共事件，而且敢于发声、善于发声。记得2003年春夏之交，“孙志刚案件”发生，他提笔在《南方周末》发文：“不管废止收容遣送制度会造成如何不便，宪法必须执行。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他那时的神情，我至今还记得。铁一般的逻辑，火一般的激情，像是要把整个天空点燃。

后来法大换校长，他觉得很突然，没有经过师生酝酿讨论，又在媒体上发表雄文“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黄进校长上任后，到法学院调研，也在913会议室。介绍何兵副院长时，黄校长说：“你就是写‘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的何老师，我们在报上早就认识了，欢迎。”何兵回应：“我在报上发文，不是针对您个人，说的是一种现象。”两人相视一笑。那股子坦荡，那股子较真，正是何兵。

2017年毕业季，我请何兵为法学院研究生做毕业致辞。他说：“焦院，我一定认真准备。”演讲时，他以毛主席和（贺）柳亚子的诗句“风物长宜放眼量”告诫学生，失意时要耐得住寂寞，得意时要经得住浮华。那篇致辞，后来成了经典。我听他在台上讲，用典型的芜湖普通话，抑扬顿挫的声调，自信且夸张的表情，再加哲理诗一般的语言，把台下的学生讲得眼里发光。

与老何接触多了，我发现他随身总带两件东西：古诗与梳子。有几次开会我坐在他旁边，看似听别人发言，实则在看古诗。他说读古诗有四大妙处：字少境远，情古常新，语境心宽，根深步稳。除此之外，特别是节奏和韵律，它能把古人的心跳，借你的身体复活。由此，我仿佛窥到了老何演讲或写作的秘诀。

至于梳子，我经常看见他拿一把一头疏一头密的物件，像小马一样，没事就梳理头发，刮刮脖颈和手掌。他说梳子能舒筋活血，预防心脑血管病，还能长头发。有一回我问他：“你这头发，也没见多呀？”他嘿嘿一笑：“梳子梳的是头发，又不是头发。那些梳不直的，才是人生。”

我听了，怔在那里。

是啊，头发可以梳直，但人生不能。那些打结的、翘起的、凌乱的、不肯服帖的，恰恰是活着的证据。何兵这一路走来，从博士生到网络大V，从代理案件到针砭时弊，从课堂到微博，从微博到微信，他始终在“梳”。梳那些不平之事，梳那些不公之理，梳那些不明之言。但他从不指望能梳得笔直。他知道，有些东西是梳不直的，比如正义与权力的角力，比如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比如一个时代的顽固与希望。

如今，我也习惯随身带一把梳子。不为梳头，只为提醒自己：人生在世，有些东西，终究是梳不直的。而那些梳不直的，恰恰是我们活过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