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抄读 | 护士工作场所暴力报告行为及未正式报告的原因: 一项横断面二次分析

时间：2026年8月20日

文献：Nurses' Workplace Violence Reporting Behaviours and Reasons for Not Formally Reporting: A Cross- Sectional Secondary Analysis

抄读人：董涵

主评人：陈宇斌

文章题目：Nurses' Workplace Violence Reporting Behaviours and Reasons for Not Formally Reporting: A Cross- Sectional Secondary Analysis

中文题目：护士工作场所暴力报告行为及未正式报告的原因：一项横断面二次分析

作者：Jenny Lee, Farinaz Havaei, Saima Hirani, Nassim Adhami

影响因子：3.6

发表时间：2024年12月7日

工作场所暴力（Workplace Violence，WPV）是国内外医疗环境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会对护士、患者和组织造成影响。由于护士需要与他人直接接触，因此是暴露于WPV风险最高的群体之一。WPV按来源可分为四类，其中II型（患者、家属或访客）和III型（同事）最为常见；按形式可分为身体攻击、攻击威胁、情感虐待、言语性骚扰和性侵犯。

既往研究表明，WPV事件报告率通常低于50%。报告数据不完整会导致无法充分了解暴力的严重程度，从而削弱预防措施的有效性。然而，加拿大护士漏报WPV的相关研究距今已超过20年，且当时并未探讨不报告的原因。因此，在加拿大医疗环境中，WPV预防措施是否影响报告行为、护士为何不进行正式报告，仍缺乏充分认识。

WPV被广义定义为“一个人在工作中受到虐待、威胁、恐吓或攻击的任何行为”，包括威胁性行为、口头或书面威胁、言语辱骂和身体攻击。研究一致表明，II型和III型是医疗环境中最常见的工作场所暴力来源，因此本研究聚焦于这两类暴力。

Spector、Zhou和Che的系统综述显示，患者是身体攻击（64.3%）和非身体性WPV（53.9%）的主要来源，其次是来自护士、医师及其他同事的III型WPV（10%至39.2%）。Liu等对158项国际研究的Meta分析发现，非身体性WPV如情感虐待（42.5%）比身体攻击（24.5%）更常见。

Tuominen等的整合性综述发现，WPV的后果包括降低心理、情绪和身体健康水平，损害工作绩效和工作投入，导致压力、职业倦怠、抑郁、愤怒、恐惧、失望、慢性头痛、睡眠困难和受伤等。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2024年数据显示尽管81%的护士经历过言语或情感虐待，39%曾面对武器，但仍有超过一半的护士未报告WPV。目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正式报告方式包括致电省级工作场所健康联络中心（Provincial Workplace Health Contact Centre，PWHCC）或使用其他员工事件报告程序，但PWHCC报告通常需10分钟以上，且可能需要留言，增加了沟通难度。

本研究旨在根据加拿大护士所经历的WPV来源和形式，评估护士报告行为的预测因素及其未正式报告的原因。主要研究问题如下：

1. 在控制人口学和工作场所特征后，护士暴露于II型和III型WPV的情况及对预防措施的评价，是否能够预测五种WPV形式下的报告行为？

2. 经历II型与III型WPV的护士，其未正式报告的原因是否不同？

3. 经历五种不同WPV形式的护士，其未正式报告的原因是否不同？

研究设计与场所：

本研究是对2019年秋季收集的横断面调查数据的二次分析。原始研究由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团队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护士工会合作开展，邀请47,000名护理会员完成在线问卷，回应率约12%。

资料收集：

纳入标准为目前在岗的受监管护士，包括注册护士（registered nurse，RN）、注 册精神科护士（registered psychiatric nurse，RPN）、同时具备RN与RPN资质的护士，以及执业实 用护士（licensed practical nurse，LPN），且在过去一年内经历过II型和/或III型WPV。排除产假或伤残休假者，以及暴力来源无法确定为II型或III型者。最终纳入4109名护士。采用自填问卷收集WPV经历、报告行为、未报告原因及对预防措施的评价等数据。

资料分析：

采用IBM SPSS 29.0分析，缺失数据采用成对删除法处理。研究问题一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七个控制变量与两个主要预测变量同时强制进入模型，结果以优势比（Odds Ratio，OR）和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呈现。研究问题二和三采用描述性统计，以频数和百分比呈现未正式报告的原因。开放式“其他”回答采用主题分析法归纳提炼。

一、样本特征：

样本中91.2%为女性，89.5%为直接照护人员，82.8%为RN/RPN，平均年龄40.4岁，63.3%为全职工作者，74.9%在急性照护领域工作，62.3%在城市地区工作。

二、WPV暴露与报告行为：

暴露情况：90.8%经历过情感虐待，85.7%经历过攻击威胁，72.7%经历过身体攻击，60.0%经历过言语性骚扰，12.3%经历过性侵犯。

报告行为：身体攻击（56.4%）和攻击威胁（53.3%）最常被非正式报告；情感虐待（60.2%）和言语性骚扰（55.0%）最常未被报告。身体攻击正式报告率最高（25.5%），情感虐待最低（6.4%）。

三、WPV预防措施与报告行为：

参与者对预防措施评价每提高1个单位：

非正式报告：身体攻击OR=1.28，攻击威胁OR=1.27，性侵犯OR=1.25，言语性骚扰OR=1.23，情感虐待OR=1.18。

正式报告：性侵犯OR=1.51，攻击威胁OR=1.43，言语性骚扰OR=1.41，身体攻击OR=1.31，情感虐待OR=1.18。

四、WPV来源与报告行为：

 III型与II型身体攻击相比：仅经历II型身体攻击者非正式报告可能性约为III型者的4.76倍（OR=0.21）。

 同时II/III型与仅II型相比：同时暴露者非正式报告情感虐待的可能性降低至0.65倍，言语性骚扰0.67倍，攻击威胁0.85倍。

WPV来源对正式报告行为无显著预测作用。

未正式报告的原因：

1. 按来源分类：

（1） “认为报告后也不会改变”居于首位：仅II型60.8%、仅III型62.8%、同时II/III型74.6%。

（2）仅II型的其次为“不知道正式流程”（32.2%）和“其他”（26.5%）。

（3）仅III型的其次为“缺乏领导支持”（46.8%）和“害怕报复”（45.5%）。

（4）同时II/III型的其次为“缺乏领导支持”（51.8%）和“害怕被视为软弱无能”（34.8%）。

1. 按形式分类：

（1）“报告后也不会改变”：情感虐待57.4%、多种形式组合68.3%、全部五种80.1%。

（2）“其他”：身体攻击51.2%、言语性骚扰50.0%。

（3）“不知道正式流程”：攻击威胁49.3%。

（4）“缺乏领导支持”：情感虐待37.5%、多种形式组合37.8%、全部五种46.2%。

护士需要领导支持以推动WPV预防的积极改变。管理者应主动为受暴力影响的护士提供支持，并组织非惩罚性的事件审查。事件后支持不应止于一次性处理，建议在1~2周后再次评估护士的睡眠、恐惧、警觉性及工作功能。

WPV预防不能依赖单一策略，而需要多层面干预。应确保报警系统、“白色代码”响应、安全演练等预防措施的充分落实。采用“普遍暴力预防措施”，即假设所有与医疗系统互动的人都可能存在实施WPV的风险。

应对护士开展教育，明确各种可报告的暴力来源和形式，并加强去激化技术的培训与应用。同事支持有助于减少围绕WPV讨论的禁忌，促进事件报告。

研究优势：

本研究样本量较大（4109人），覆盖不同护理岗位、地理区域和服务领域。研究区分了II型和III型WPV来源及五种WPV形式，较为系统地呈现了不同情境下的报告行为差异。

研究局限：

原始研究回应率仅12%，可能影响外部效度。数据收集于COVID-19疫情前，可能无法反映疫情后的情况。问卷要求回顾一年内事件，可能存在回忆偏倚。未考察WPV形式与来源对未报告原因的交互影响。数据为横断面性质，无法得出因果关系结论。

本研究表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护士认为正式报告WPV存在多重障碍。“报告后也不会改变”是各种来源和形式下未正式报告的首要原因。WPV来源可预测非正式报告行为（III型及同时暴露于II/III型者报告意愿更低），但对正式报告无显著影响。对预防措施评价越高的护士，越可能进行报告。

提高正式报告率需要多层面措施：营造心理安全的工作场所、建立保密简化的报告系统、提供报告教育培训、采用普遍暴力预防措施。促进护士报告各种来源和形式的WPV，将使预防工作更加有效。

研讨环节

1. 预防措施评价与报告行为呈什么关系？在不同暴力形式中是否一致？

答：两者呈稳定的正相关。预防措施评价每提高1个单位，非正式报告可能性增加18%~28%，正式报告增加18%~51%。对性侵犯正式报告的促进效应最大（OR=1.51），对情感虐待最小（OR=1.18），提示预防措施对严重事件的报告促进更显著，对日常化的非身体暴力影响相对较弱。

1. 来源能预测非正式报告但不能预测正式报告，是否意味着来源对正式报告“没有影响”？

答：不能。“无统计学意义”不等于“无影响”。可能原因：正式报告比例偏低导致统计效能不足；正式报告受流程复杂度、时间成本等多因素同时影响，来源作用被“淹没”；一旦事件严重到决定正式报告，施暴者是谁已不是主要考量。正式报告的障碍更多是系统性的，而非人际性的。

1. 能否从本研究得出“加强预防措施就能提高报告率”的因果结论？

答：不能。因为方向不确定；可能存在未测量的第三变量同时影响两者；横断面是“快照”，无法确定时间先后顺序。因此只能表述为“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

1. 数据收集于2019年（新冠前），对结论的外部效度有何影响？

答：核心机制部分不受影响——组织反馈缺失、领导支持不足是结构性顽疾，不因疫情而改变。但效应量可能被低估——疫情期间暴力发生率上升、报告障碍加大。结论方向依然有效，推广时需考虑情境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