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堕落不是从犯罪开始的，而是从第一次觉得“大家都这样”开始的。
「一」
顾鸿远，男，汉族，1986年11月生，民主党派，博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南疆师范大学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发表学术论文233篇，其中SCI收录论文166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1项、省部级项目11项。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省“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领军人才。另获欧洲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
这份简历曾经是金光闪闪的。每一行都像一枚勋章，钉在我人生的胸前。但勋章这种东西有一个特点：它只展示正面。背面是什么，别人看不到。
现为清江监狱B区7号监舍在押人员，编号04731。
以上这段话，我写过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写在2028年的校长任期述职报告里，当时后面跟着的是：“在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我校科研到账经费实现历史性突破。”第二个版本写在你们面前这份材料里，后面跟着的是：“因犯受贿罪、贪污罪、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等七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两段话的开头一模一样。区别只在结尾。
这让我想起我导师庄守仁说过的一句话。当然，他教给我的东西很多，但真正有用的只有一句：
“小顾，做人做事，开头都差不多，关键是你把结尾写成什么样。”
他说这话的时候，在改一篇论文的结论部分。
我后来花了二十年才明白，他说的不是论文。
「二」
管教干部让我写一份“个人总结材料”。
这是规矩。每个新入监的服刑人员都要写，据说是为了“深刻反思，端正态度”。
我拿到纸笔的时候，同监舍一个因为诈骗进来的小伙子探头看了一眼，说：“顾哥，你写啥呢？”
我说，写总结。
他说：“用不着那么长吧？我写了半页就交了。”
我笑了笑。半页？
我这辈子写过的最短的材料是一份请假条，三行字，还是因为父亲住院。在高校系统里混了二十年，我早就学会了一件事：任何一份材料，如果你写不满三页纸，说明你要么不重视，要么没水平，要么兼而有之。
所以我打算好好写。
不是为了反思，也不是为了端正态度。管教干部不在乎你写什么，他们在乎的是你写了，他们可以归档。这跟我当年给省教育厅交材料是一个道理：内容不重要，形式比天大。
我打算好好写，是因为我突然发现，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有机会完整地回忆自己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法庭上没有这个机会。律师让我少说话，法官让我回答问题，检察官让我承认事实。每个人都要求我简短、扼要、有重点。没有人让我从头讲起。
但一个人如果不从头讲起，他永远无法理解自己的结尾。
就像一篇论文，如果你只看结论，你永远不知道那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有时候结论是对的，过程也是对的；有时候结论是对的，但过程全是编的；还有时候——
还有时候，结论和过程都是别人的，只有作者栏里的名字是你自己的。
这种论文我见过太多了。某种意义上，我的人生也是其中一篇。
「三」
我的人生可以用五个“第一”来概括。
海城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2003级本科生中，绩点排名第一。海城理工大学建校以来，第一个以硕博连读身份在校期间发表三篇SCI论文的研究生。获批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时，全省同批次获资助者中年龄排名第一，最年轻。南疆师范大学八十年建校历史上，第一个在四十二岁就当上校长的人。以及，清江监狱自1992年启用以来，第一个正厅级服刑人员。
前四个“第一”花了我二十年。最后一个，只用了一纸判决书。
管教干部可能不关心这些。但如果他们知道我是从哪里出发的，或许会对最后这个“第一”多一份理解。不是同情，是理解。
玉川县是一个被地图遗忘的地方。
它蜷缩在滇南群山的褶皱里，像一枚被风吹落的树叶，落在了没有人会低头看的角落。那里的雨季长达半年，雨水顺着屋檐滴下来的声音，是我整个童年的背景音乐。单调，潮湿，永远不会停止。
县城只有一条主街，从东头走到西头不超过二十分钟。街两边是九十年代末修建的水泥楼房，外墙刷了白漆，但白漆经不住亚热带的霉菌和雨水，几年之后就变成了灰绿色的斑驳。整个县城看起来像一张褪色的照片，所有的颜色都在向灰色投降。
我父亲顾守田在玉川县第二中学教了一辈子物理。
一辈子。
这三个字在城市里可能只是一个时间单位，但在玉川县，它是一个空间单位，意味着你一辈子都不会离开这个地方。
父亲教了三十五年书，带过的学生超过两千人。其中考上一本的不到二十个，考上重点大学的不到五个。他是这五个人里两个人的班主任。
我是第三个。
母亲的手是褐色的。
那种褐色不是晒出来的，是卤水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浸染上去的。像老照片泛黄的方式，缓慢、不可逆转，带着某种被时间腌制过的沉默。
她在县城菜市场卖卤菜，凌晨四点起床卤鸡爪、猪耳朵、牛肉，六点出摊，下午三点收摊。每次我从学校回来拉住她的手，她都会缩回去，笑着说“脏”。
那时我不明白她为什么笑。现在我懂了。她笑，是因为如果不笑，她就会哭。
一个女人用浸满卤水的双手，把儿子送上了绿皮火车，送进了大学，送上了校长的位子，最后送进了监狱。
这双手什么都给了我，除了一样东西：她没有教会我，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
但这不是她的错。她那双手已经够累了。
「四」
家里墙上贴着一幅字。
不是什么名家书法，是父亲自己用毛笔写的，写在一张红色的纸上，纸边已经卷了。五个字：
知识改变命运
这句话在2003年的中国小镇上，具有一种近乎宗教式的号召力。它被写在学校的围墙上，挂在教室的黑板上方，印在高考倒计时牌的旁边。
所有人都信。我也信了十七年。
2003年秋天，我带着一个帆布行李箱，从玉川县坐大巴到滇阳，再从滇阳坐四十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海城市。行李箱里有一千二百块钱现金，用报纸包着，塞在被单夹层里。那是母亲卖了两个月卤菜攒的。
那列火车上发生了很多事。有些事我会在后面慢慢讲。
但此刻在监狱里回想起来，整段旅程被压缩成了两个画面。
第一个画面是父亲。
他站在滇阳火车站检票口外面，穿着那件灰色夹克，头发花白。他只说了一句话：
“到了给家里打个电话。”
然后我转身走进了人群。我没有回头。
第二个画面是一只猫。
凌晨三点，火车停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站台上只有一盏昏黄的灯和一只野猫。猫蹲在光亮的边缘，身体一半在光里，一半在暗中，抬头看了一眼火车，然后低下头继续舔自己的爪子。
我当时觉得它可怜。它的全部世界，只有一盏灯的半径。
现在我觉得，它才是那个站台上唯一清醒的生物。它至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而我坐在那列轰隆作响的火车上，以为自己知道。其实我只是在奔跑，从来没有停下来想过，我跑向的那个方向，是不是一面墙。
「五」
写到这里，管教干部来收第一天的材料了。
他看了一眼我写的东西，皱了皱眉：
“顾鸿远，让你写个人总结，不是让你写自传。重点写认罪悔过。”
我说：“好的，管教。但我觉得，如果不把来龙去脉写清楚，认罪悔过就只是四个字，不是真正的反思。”
他想了想，把纸还给了我：
“行，你写吧。但别写太长。”
别写太长。
这句话我也听过无数次。基金委的项目申请书不超过20页，期刊论文的正文不超过8000字，述职报告不超过3000字。每个人都在告诉你，把复杂的事情简化，把漫长的过程压缩，把不可言说的东西装进一个框里。
可我的人生不是一份项目申请书。它不能在20页里说清楚。
如果它能在20页里说清楚，法院的判决书就不会有87页。
「六」
我继续写。
我写到了2003年秋天，写到了海城市的第一场雪。
滇南没有雪。我十七年的人生里，唯一一次见到雪是在电视上。春晚的导演总喜欢在零点倒计时的时候切一个北方城市的雪景镜头。那时候的雪是浪漫的，是诗意的，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
海城的雪不是。
海城的雪是一种武器。它落在你的领口里，顺着脖子往下淌，比任何一种寒冷都更直接。它把整个城市变成一座溜冰场，走路像做实验。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地控制变量，否则就会摔倒在一群东北同学面前，引来善意的哄笑和一句：
“南方人吧？”
是的，南方人。
这个标签在海城理工大学意味着三件事：不抗冻、不能喝、不会讲段子。
我很快学会了后两件。第一件没有办法，只能多穿。父亲寄来了一件军大衣，绿色的，大得能装下两个我。我穿着它去上课，去图书馆，去自习室，同学叫我“绿皮火车”。因为我就是坐绿皮火车来的，而且这件军大衣跟绿皮火车的颜色一模一样。
这个外号我用了四年。
四年后，我发了第一篇SCI论文。没有人再叫我“绿皮火车”了。他们开始叫我“卷王”。
名字这种东西是很有趣的。它会随着你的位置变化而变化。
本科叫我“绿皮火车”，研究生叫我“卷王”，当了教授叫我“顾教授”，当了校长叫我“顾校长”。
进了监狱，叫我“04731”。
人生兜了一个圈。从一个编号开始，高考准考证号；到另一个编号结束，服刑编号。中间所有的名字、头衔、帽子，全是临时工。
「七」
我把笔放下来，揉了揉手腕。
监舍里的灯永远是亮着的。不是那种温暖的黄色灯光，而是一种惨白的日光灯，照得每个人的脸都像停尸房里的标本。
我的铺位在上铺，对面墙上有一个很小的窗户，装着铁栏杆。透过栏杆可以看到一小片天空。
天空是灰的。清江监狱位于本省北部一个山区县城的边缘，周围是连绵的山和密集的松树林。空气很好，比海城好，比滇阳好，比我办公室窗外能看到的滇海好。
讽刺的是，我研究了十五年的湖泊生态环境。滇海的水质、苍湖的富营养化、明珠湖的透明度。我在论文里写过无数次“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碧水蓝天”。可我从来没有真正在乎过这些东西。
对我来说，湖泊只是数据，数据只是论文，论文只是帽子，帽子只是权力。
权力是什么？
权力是你可以决定别人发不发得了论文、毕不毕得了业、找不找得到工作。权力是你可以在一个人的人生里加一道门槛，或者撤一道门槛，而他们甚至不知道那道门槛的存在。权力是你坐在办公室里，手机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另一个人电脑桌面的画面。她在写什么论文、读什么文献、给谁发什么邮件，而她浑然不觉。
我不该写这些。管教干部说，写认罪悔过，不是写犯罪手法。
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当我试图回忆自己是从哪一步开始走错的时候，我找不到那个节点。
它不是一个清晰的分界线。不是某一天我醒来，突然决定要当一个坏人。它更像是滇南雨季的水位线，每天涨一点点。你每天看都觉得没什么变化，可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水已经淹过了你的膝盖，然后是腰，然后是脖子。
等你意识到自己在水里的时候，你已经忘了陆地是什么样子。
「八」
同监舍的小伙子又探过头来。
“顾哥，你是教授啊？”
“以前是。”
“教啥的？”
“环境科学。研究湖泊。”
“哦。”他想了想，“那你说，滇海的水啥时候能变清？”
我愣了一下。
这是一个我在无数学术会议上被问过的问题，也是我在无数论文里试图回答的问题。但此刻从一个诈骗犯的嘴里问出来，它突然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重量。
“不知道。”我说。
“你研究了十几年不知道？”
“研究归研究，知道归知道。不是一回事。”
他似乎不太理解，但也没追问，翻了个身继续睡了。
我没睡。
我继续写。
「九」
我写到了2007年冬天，我第一次走进庄守仁的办公室。
那天海城下了很大的雪。那种北方特有的雪，不是南方影视剧里纷纷扬扬的浪漫飘絮，而是一种沉默的、密集的、近乎暴力的倾泻，像是天空攒了一整年的话，在一夜之间全部说完。
我穿着那件绿色军大衣，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二十分钟。靴子灌了雪，化成水，裤腿湿了一半。理工楼的走廊里有一种暖气烘烤过的干燥气味，混合着茶叶和旧书的味道。六楼走廊尽头，门牌写着“庄守仁教授”。
我敲了门。
他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笑着迎接我。那是一种很温暖的笑。不是那种社交场合里训练出来的职业微笑，至少当时我觉得不是。
他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茶杯是那种带盖的白瓷杯，杯身上印着“海城理工大学”几个红字。热气从杯口冒出来，在日光灯下浮动成一小片白雾。
“小顾，”他说，“坐。”
声音很轻。像雪落在雪上面。
我坐下了。茶很烫，我没有立刻喝。但那杯茶的温度透过杯壁传到掌心里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松了下来。走了二十分钟雪路的疲惫，大四整整一年的焦虑，以及从进入大学那天起就如影随形的某种饥饿感，在那杯茶的温度里，暂时安静了。
饥饿这个词不够准确。应该说，是一种匮乏。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对认可和上升的渴望。
我后来花了很多年才明白，温暖有时候是一种猎人的手法。你把陷阱的边缘打磨得光滑温润，猎物就会自己走进去。不需要追赶，不需要围堵，只需要等。等它冷了，累了，饿了。
那天海城零下二十八度。
我以为我走进了一个温暖的地方。
我在清江监狱的第一晚，透过铁栏杆看到了星星。
海城没有这么多星星，滇阳也没有。玉川县有。小时候夏天的夜晚，我躺在家门口的竹椅上，头顶是漫天的星光。那时候我觉得星星很远，远到不可思议。
现在我才知道，不是星星远，是我后来住的地方，灯太亮了。
灯光会遮住星星。就像权力会遮住良知。都是一个道理。
只有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才能看到满天的星星。
只有什么都失去了以后，才能看清自己丢掉了什么。
管教干部第二天早上来收材料的时候，多说了一句话：
“你这个级别的，里面还有一个。隔壁省一所大学的，原来是副校长。你俩可以认识认识。”
我笑了笑。
“学术界很小，说不定我们在学术会议上见过。”
管教干部没有接话。
但我突然想知道，他是谁？他是怎么进来的？他的故事，和我一样吗？
他的家里墙上，有没有也贴过一张写着“知识改变命运”的红纸？
那张纸现在还在吗？
下一章预告
滇南到海城的火车。一个十七岁少年的四十小时，和他在那列火车上做的一个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