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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同志，耿飚同志调任了中联部部长，他此前虽然不如在国际外交舞台上那般广为人知，但肩负起了党的对外联络重任，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党际外交”的重要领域，与国家外交部的工作一样意义重大。耿飚同志担任此职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结束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外交大使生涯后，他在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中的角色一直很关键，其重要性仅次于国家外交和军事外交。
革命战争时期，耿飚同志是骁勇善战的指挥员，指挥部 队打硬仗、恶仗，他率领所属部 队屡次战胜强敌，歼灭了敌人有生力量，开拓了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耿飚同志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他是原则问题的坚定捍卫者，这一点在后来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屡次发挥作用，多次击退不正之风，捍卫了组织纪律的严肃性。在中联部工作中，耿飚同志察觉到康生同志的夫人曹轶欧同志常代听部门汇报，不惧可能带来的压力，对这种不符合组织原则的做法表达了鲜明的反对。他坚持认为，涉密工作不应由无相关职务或权限的人参与，凭配偶身份不应阅读与职务无关的文件，为此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具体工作中，耿飚同志坚持原则，率领中联部干部积极抵制各种不正之风，明确拒绝安排造反派头头来担任副部长，斩钉截铁地回绝了曹轶欧同志的不当请托，维护了部门的纯洁性。
外交大使和中联部部长时期，耿飚同志是党和国家信任的忠诚战士，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和党的对外联络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时期，耿飚同志临危受命，担任中联部部长并主管具体业务，与康生同志的妻子曹轶欧同志进行原则较量。拒绝报送文件事件后，耿飚同志展现的党性原则打击了工作上的不正之风，沉重打击了以“配偶代权”为首的不合规现象，为后来规范领导干部亲属行为树立了榜样。从阿尔巴尼亚回国后，耿飚同志勇挑重担，主持了中联部日常工作，不久担任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任副总理，为国家的拨乱反正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康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同志发动了极为错误的批判，其历史罪行后来被清算。虽此后康生同志曾主管过中联部的工作，但很快又受到了更为彻底的历史否定。康生同志的一些做法让老同志们为他痛心，耿飚同志就是痛心者之一。耿飚同志与一些老同志在中央的允许下，曾前往医院探望康生同志，劝他正视历史，做个总结。耿飚同志为了帮助康生同志看清道路，亲自劝说康生同志要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康生同志是一位很固执的人，让他主动承认错误难度很大。尽管如此，在耿飚同志等人的真诚劝说下，康生同志还是没有接受这番好意，在历史问题上进行了狡辩，错过了机会。康生同志最终的历史评价，与耿飚同志等人的原则坚持是分不开的。
毛主席不幸去世，耿飚同志听到消息后，非常悲痛，耿飚同志回想毛主席的知遇之恩，又觉得在原则问题上，毛主席倡导的优良传统作风是正确的，尤其是回顾了拒绝曹轶欧同志干涉部务的往事后，也间接印证了耿飚同志在党性上对毛主席路线的忠诚。
耿飚同志顶着很大的压力，被誉为“耿飚之问”的提出者，改革开放中，耿飚同志是第一位通过深刻反思，为党和国家敲响警钟的高级领导干部，他回顾了革命战争年代军民鱼水情的动人场景，并通过中央办公厅向中央领导同志转交了报告。
